特约作者:张佳
“平原”是一种烟的名字,凶手是小斐她爸李守廉。张大磊的短剧《平原上的摩西》在前两集就漫不经心地把答案告诉了我们。
这部只有6集的迷你剧云集了国内一流的电影配置:导演是《八月》《下午过去一半》的作者张大磊,监制是拍摄过《白日焰火》《南方车站的聚会》的刁亦男,音乐由参与几部贾樟柯电影的半野喜弘制作,摄影指导是参与万玛才旦影片的吕松野,剪辑指导则是台湾新电影的“保姆”,协作过杨德昌、侯孝贤的廖庆松。
和爱奇艺“迷雾剧场”的其他电视剧一样,《平原上的摩西》的创作被给予高度的自由空间,它改变通常12集的结构长度,裁辑成只有六集的迷你剧,却像一部长达四百余分钟的电影,每一集相对独立,对原著小说的细节做了大量修改,故事背景也从沈阳移到了青城——呼和浩特。但最为大胆,也最具争议的,是故事的讲述方法。
我们看第一集的第一场戏,一个遍布柳树和自行车的街道外景,男性穿深蓝色外套,女性穿浅色上衣,都是裤子。镜头缓慢右转,一辆极具年代感的红白公交车驶入画面,镜头在这里剪辑,焦点从上车的行人聚到女人身上,看书,碎花长裙,背影,一个可能出现在这个环境里,却与这个环境格格不入的人物。随后我们看到正脸。
这是傅东心出场的画面,影片首先展现给我们的是极具质感的布景,和恰到好处的人物性格。这便是张大磊讲述这个故事的第一个方法。在全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赋有质感的细节安排,准确而不留痕迹。从着装、物价、生活习惯、室内装潢,到动画片和大大泡泡糖,它们笼罩在丰富的声音系统里,共同完成了一次对90年代生活的复刻,带领观众找回时代记忆。但作者并没有沉溺于对往昔的温柔怀恋,更不是对自我风格的执迷,当故事进入21世纪后,画面依然保持准确的品质。
这种准确是与人物性格的安排相辅相成的。脱离人物的布景往往会流域奇观化,对时代背景做他者凝视。但倘若将布景与人物相撞,大大泡泡糖被人物吹鼓,与表情、动作、口语相融,那么我们观看的就不再是静止的背景本身,而是这些运动中的人物的生活。
在原著小说中,作者从不同人物的视角旁敲侧击,分别用第一人称叙事。并且由于作者的写作习惯,人物对白代在很多时候替了叙事者的描述,成为推进叙事的手段。在这种方法的作用下,人物的语言对小说起到重大影响,但除了李斐这样每次说话都要故弄玄虚地凹出文艺腔谈谈风景以外,其他人物的说话语言大体相仿,其所表露出的性格也彼此相近。他们性格果断,说话斩钉截铁,好用短句,偶尔幽默,还会有一种悬疑感,这是因为他们都很果断成熟,有事在心里琢磨,断然突出信息,割裂了因果联系。
比如傅东心告诉李守廉,庄德增杀过人,小说中是这样处理的:傅突然发问“李师傅过去认识我吗”,李说不认识,她说“68年,有一次我爸让人打”,然后开始讲故事,最后揭晓答案,庄杀了另一个人。李不想听,他很冷静,从容:“他一下没有说话,重又站在地上,说,傅老师这话和我说不上了”。两人的对白机锋相对,处处锋芒,一个寒冷的故事被吊胃口地抖搂出来。
但电影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傅与李在这个故事的讲述里没有进行对话,傅先说“老李,你跟老庄其实以前就认识”,然后介绍她爸是哲学系教授,再一句话概括故事。说这些话时,演员右手握住左手手腕,很拘谨,声音偏低,听起来是秘密在心里压了很久,不太自信。李的回答是直接伸出胳膊把她往外拉,让她“别说了”。在这段戏里,人物交谈看不到任何机锋,关系也有隔阂,傅有些委婉,李相对直接,但也没那么断然。可以发现,小说的叙事并没有把人物性格的塑造当作重心,东北话的趣味本身更像是目的所在。但张大磊的改变却走向另一个方向。
影片为人物性格做了大量努力,动作、表情、口语、背景都有分别的塑造。庄树的叛逆及其暴露的裂痕,庄德增油腻但对家人有动人的感情,傅东心有点神经质,李守廉帮助朋友,甚至赵小东都加入了一对母女的故事背景,辅助吊儿郎当的性格。这些不同的人物共同生活在青城,他们吃羊肉大葱馅烧卖,羊肉串会就啤酒,电视机旁边曾经放着一罐没有打开的桃罐头,夏天夜晚的餐后在一起吃西瓜,并且充斥大量的口语习惯,和日常无意义的对话(类似张大磊新近入围柏林电影节的短片《我的朋友》)。
可以说,张大磊的改编方向不是东北话,也不是一串案件,生活本身是目的所在,并且是人物活动其中的生活,而非僵化、被审视的、抽象化的90年代。而这些内容能够成功传递给我们,观看到夜晚的蒸汽和烟火,得益于摄影机的作用。这也是张大磊讲述这个故事的第二个重要方法。
我们再来看第一集的第二场戏。在一个公园里,女人过桥,镜头切到坐在亭子里的男女,谈论傅东心。接着女人进入画面,相互展开一系列缓慢而琐碎的动作、对话。镜头始终保持在中景,人物在画面中间的位置,背景的公园是模糊的,前面也有模糊的石柱或汽水瓶遮挡。随后二人泛舟湖上,有一段极其漂亮的运镜,代替了戏剧性的正反打。
这样的摄影处理贯穿全剧。长镜头,深焦,中近景。
用机位相对固定的长镜头拍摄生活,张大磊或许受到侯孝贤的启发,但剧中并没有侯孝贤那种远景镜头带来的旷达或悲悯,也没有贾樟柯的“新浪潮感”,他拒绝了特写镜头轻易激发的甜腻和戏剧性,采用相对客观的中景和近景。
尽管人物和布景都力争做到写实,但导演却保持了对自己工作夸耀的谨慎,人物始终处在不近不远的位置接受观看,和观众之间保留一定距离,而在这距离中间,是与故事毫不相关的,边缘人物的动作(本剧监制刁亦男在《南方车站的聚会》里也有类似的处理,其所采取的方法是,在主角动作完成后,镜头没有马上剪切,画面中继续保留其他边缘人物)。
在这样的镜头语言中,我们的观看行为达成了。观众长久地凝视一段巷子里的跟拍,缓慢,从容。人物在夜晚徘徊,许多人在街上行走,他们大口地往嘴里塞羊肉,挺着啤酒肚一口气喝下整瓶汽水。我们并没有为他们的欣喜和悲伤感同身受,所做的仅仅是隔着一段距离观看,观看他们的生活。
这两种方法在剧中得到有效结合,人物的言行找到了匹配的视听语言,而丰富的细节内容使镜头浓缩温情,它们共同达成了对青城人物生活的描摹。这种描摹并不俯身屈就,也不自视甚高,摄影机对对象的拍摄保留了客观性,而观众对屏幕/摄影机的观看则发现了温情,在这中间,生活的丰满生动被成功激发,它存在于那里,保有尊严。
至此,我们就能理解导演对原著小说的改编。小说叙事采取“目击者提供证据”的方法,通过角色之间、角色(作者)与读者间的信息差,制造悬念,章节的结尾往往制造疑惑或透露一点信息,被隐藏的信息在结尾处一一解答,并重复前文细节的伏笔,给人恍然大悟的感觉。
而在剧中,这些技巧遭到颠覆。张大磊采取“反悬疑”的改编方式,凶手和“平原”都被轻而易举又不动声色地透露,角色和观众的信息差被颠倒过来:观众知道凶手是谁,人物不知道(只在另一个凶手的问题上未加改变,保留了作者的霸权)。人物的言行也十分直白,庄树对副驾驶座上血迹的发现没有断然揭示(和傅、李那段一样,觉得自己挺能的),而是模模糊糊、循序渐进、大家商量。此外,还有大量情节的断裂和省略,破坏了悬疑故事所仰赖的连续性,有意制造理解困难,让观众自己补充。
这样的改编处理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于那些读过小说的观众来说,继续营造悬念将显得矫揉造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作者目标和方向的不同,或者说,是电影和小说这两种艺术形式,对两位作者而言,语言方法的不同。
双雪涛在《平原上的摩西》和《飞行家》两本短篇集中,采用的重要方法是嫁接,即将时代元素(国企)、地域元素(东北)与哥特式凶杀故事嫁接在一起。与拼贴不同,他所追求的并非多重元素、话语的并置,而是在其之间寻找共通性和融合点,从而达成故事的完满。于是我们能看到,故事背景是国企改制,角色是东北人,凶杀案追到根上是因为下岗。作家建立了两个时间维度,即90年代案发时间,和新世纪后(12年后,2007年,及其前后)的破案时间。在这时间差中,又巧妙达成了对往昔的追溯和怀旧。文本中插入许多与案件无关的时代元素,如傅东心在本子上画邓小平同志、华国锋同志和胡耀邦同志,傅的父亲所经历的历史事件,致使女儿“与工人阶级结合”,还有广场上拆除又建立的毛主席像。这样的嫁接、融合,使其小说拥有广大的受众,不同读者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刺激点,抓住之后抛开作者的主观意图和话语症候,大加阐发,一定程度上形成文化现象。
张大磊的方法却与之不同,他深知视听语言与文字相比,可以更容易地描摹时代景象。他所追求的并非多重元素的融合,而是一个成熟的故事模板,去承载那些人物和生活。这种生活在摄影机的民主性中克服了宏大叙事的陷阱,哪怕是下岗的关键镜头也没有像王小帅《天长地久》那样念人名(更没有那些删减片段),而是和包子、呵气同样处于中景的位置被冷静观看。在这里,生活的细节是目的本身,摄影机从每一个人物出发,又势必回到他们自己身上。他们这样经历了那些生活,仅此而已。所有的待阐发维度都不动声色地保留在故事当中。它尊重每一个角色,也尊重生活本身。尤其在2019年“匿名作家计划”“东北学”“东北文艺复兴”诸多文化事件后,张大磊找到了不消费历史、诚实面对生活的方法。
而在这场对生活的捍卫中,悬疑,或者说侦察故事,构成了影片虚伪的“整体性”,使影片避免了《八月》中琐屑、不成熟的短板,让人物有所着落。前三集结尾出现的凶杀镜头,则成为平凡故事的奇点。它激活了那些抹消意义的长镜头,将平凡的生活压缩其中,又共同抛向故事的下一阶段。
《平原上的摩西》处于《白日焰火》所开创的影片序列,用艺术电影的方法拍摄虚假的悬疑故事,这并非简单的对市场的回应,或与学院派暗送秋波的待阐释性,而是用侦探故事的完整框架去担负驳杂的艺术企图,并在反戏剧性的奇点,唤醒黑色电影的魅力与潜能。《平原上的摩西》不仅将是2023年的最佳影片之一,也势必成为中国影史的重要一篇,它开拓出国产电视剧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也提供出电影捍卫生活的全新回答。
关于作者:张佳,在读文科博士,学术打工人,写小说,关注文学与思想史、电影批评、文化研究、法国后现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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