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5年的《定军山》开始，《三国演义》的影视改编已然历经百年，期间也出现了众多优秀的艺术作品。

根据改编时代划分，可分为三个过程进行分析和归纳，分别对应了《三国演义》影视改编的萌芽期，繁荣期与成熟期。而1980年代则作为一个重要节点，其象征着《三国演义》的影视改编正式进入繁荣发展阶段。

《三国演义》影视剧改编的第一个阶段可以定义为1905年至1980年，此阶段经历了戏曲、戏剧改编，黑白默片改编，以及香港及大陆地区改编等多种形式。

由于1980年以前的《三国演义》影视改编作品有着很多的共通，比如其内容单一，大多截取原著中的某些片段进行改编，剧中内核也几乎完全依据小说内容加以表现，因而故事线浅显空洞，缺乏深度，有着众多缺憾。

并且受制于时代因素，这个阶段的影视剧改编技术手段也较为落后，无论是画面、大场景布置及音效等等都略显潦草，有着极多的不成熟。

所以将1905--1980归为一个阶段加以论述，并将其定义为《三国演义》影视改编的萌芽时期。

首先来看《三国演义》的戏剧、戏曲改编，这需要引入一个概念“影戏”。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影戏”是中国人对电影的通用名称，直到电影兴起以后才逐渐被“电影”一词所取代。“影戏”这一名称很形象地说明了中国电影刚起步时的创作特点和电影工作者的电影观念，即电影与戏剧有着直接的关系。

“影戏”这一电影思维的产生的原因不是惟一的，它既和中国传统的文化积淀和审美心理编导和受众有极大的联系，又受到当时的历史环境—政治的、经济的、科技水平和外来文化的影响。

早期的一系列影片的拍摄，虽然比较幼稚，完全是把舞台搬上了银幕，但是戏曲中的武打和舞蹈动作以及富于表情的场面却契合无声电影的特点，说明我国电影的最初探索者对电影艺术特征的初步理解。

意义更为深远的是，我国自行拍摄的电影从一开始就把电影和我国传统的戏剧艺术相结合，这两种不同形式的艺术的结合也产生了新的美学意义，而且，由于戏曲和中国古典文学密不可分，电影和戏剧的结合也预示着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我国电影在素材资源和体现民族传统文化方面的巨大潜力。

《三国演义》的戏曲、戏剧改编由来已久，国内各大戏曲门派也都拥有三国题材的代表作，比如不仅有着京剧中的《白门楼》、《单刀会》、《青梅煮酒论英雄》等，川剧中的《单刀赴会》，昆剧中的《刀会训子》，并且在汉剧、徽剧、粤剧、秦腔、同州梆子、豫剧、河北梆子等十多个剧种均有此剧目。

可以说《三国演义》自问世以来，就在我国戏曲、戏剧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也早已深入人心，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因此，电影技术传入中国之后，创作者们就开始不断探寻如何将《三国演义》的故事搬上荧幕，而基于戏曲、戏剧的成品进行再创作无疑成为了一种很好的方式，《三国演义》的“影戏”也由此诞生。

但由于彼时创作条件的限制，早期的三国题材影片中,只能选取部分具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曲折多变的情节作为改编的重头戏，诸如“三英战吕布”“过五关斩六将”等等，并且由于制作手段简陋，影片的情节也大都非常简单，画面效果很差。

从《三国演义》影视改编萌芽期来看，这段时间的作品有何特征？

比如1905年横空出世的《定军山》便由《三国演义》中的经典情节“定军山之战”改编，这是有记载的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电影，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尽管这部只用一架手摇木壳制摄影机摄制的无声影片十分粗糙，但这部以戏曲、戏剧为基础诞生的作品在中国影史的地位却是不可撼动的。

并且这种影视化的尝试，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也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

进入建国初期以后，大陆三国题材的影视改编作品比较贫乏,相关的影视改编作品也很少。基于时代因素，强烈的政治色彩对大陆电影的探索与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因而，在此期间的大陆三国题材电影并没有什么发展，出现的寥寥几部作品也依旧没有脱离于戏剧改编的形式。反而是香港地区，在以邵氏为首的制作公司的连续推出下，出现了很多部精良作品，诸如《貂蝉》、《洛神》。

在那个时代下，香港地区的制作人们创造性地将视角偏向于《三国演义》中的爱情故事，着力于描绘战乱年代中的感情线，无疑是一种新的尝试，其基本脱离了以往的戏曲戏剧形式，对于扩充三国题材的电影改编深度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的大陆电影改编打下了坚实基础。

并且，在此时期的香港地区，对于《三国演义》的电影改编多以戏说居多，很多影片只是单纯但借用了原著中人物的名字或部分情节，以此来进行再创作，影片情节进行了大量的扩展和虚构，极大的脱离来原作品的限制，这也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

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片长虽只有五分钟，但中国的电影事业却由此起步，因此具有极高的历史地位。

此片在京剧经典剧目《定军山》的基础上进行改编，京剧故事中讲述了三国时期张郃攻打葭萌关，被蜀汉老将军黄忠、严颜打败，逃至定军山，投奔夏侯渊，准备共同对抗蜀军。而在诸葛亮激将法之下，老将黄忠出战，最终使用拖刀计，斩杀夏侯渊，夺取了定军山的故事。

电影则大不相同，由于受制于技术手段，影片大幅删减了故事叙述，由纯机械地摇把操作方式进行记录拍摄，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谭鑫培在镜头前表演了“请缨”“舞刀”“交锋”几个片断，最终成片可以看作是一出“荧幕上的京剧”。

即使当下看来这部影片极为粗糙，但在彼时仍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当时的京城琉璃厂的丰泰照相馆被围得水泄不通，这部影片也是《三国演义》影视改编的开山之作。

而就在1905年下半年，任庆泰又尝试拍摄了谭鑫培先生的另一出戏剧《长坂坡》的片段，仍是大获成功。

这两部影片引起的轰动不仅让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走上正轨，更让三国题材的影视改编有了更多的信心，各种影片公司如雨后春笋一般成立起来，也让更多的三国题材电影相继出现在影幕上。

1925年，顾无为创办“大中国影片公司”，其利用京剧的服饰及布景方式，大量进行古装片的拍摄，因此也在1927年尝试了三部三国题材的电影创作，分别讲述了“貂蝉救国”“曹操逼宫”“七擒孟获”的故事。

无论是故事内容的扩充，还是画面语言的改观，这三部曲相较于由戏曲、戏剧改编的前作们都有着明显的进步，这种相对成熟的制作方式也给同期的“天一影片公司”，“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等公司提供了思路，也因此相应推出诸如《刘关张大战黄巾》、《美人计》等影片。

但综合来看，这些影片的思路仍是聚焦于原著中的某一故事片段，致力于叙述故事本身，制作也仍然比较粗糙。

时隔十三年直到1938年后，由卜万苍导演的黑白剧情片《貂蝉》上映，三国题材才重归荧幕，尽管此片仍以王允与貂蝉用连环计离间董卓和吕布为主要改编故事，但结局却进行了修改，使吕布貂蝉终成眷属，这也是一次大胆的改编尝试。

此后由于时代因素制约，《三国演义》的电影改编在大陆地区开始停滞不前，但相应地在香港地区却一片欣欣向荣，1950年到1970年短短二十年间，出现了数部三国题材的影片。

其中1958年香港邵氏制作的《貂蝉》极具标志性，彼时邵氏拍摄了一大批黄梅调电影，其以越剧为基础，并将山歌民谣、江南小调等杂糅为一，配以舞蹈和电影拍摄技巧，进行了大胆的新尝试。

而《貂蝉》则应运而生，该片由李翰祥执导，由林黛、赵雷等主演，影片中加重了对于武斗场面与爱情冲突的描绘，极具那个时代的香港影片特色，尽管剧情仍旧单一，没有跳脱出单个故事的桎梏，但这种大胆尝试也为后来《三国演义》影视剧改编提供了新的思路。

综上来看，1905年至1980年是三国题材电影创作艰难的起步期与萌芽期，那个时代的电影人们克服种种困难，在大量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寻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电影创作道路。

萌芽时期的三国题材电影与戏曲、戏剧有着紧密联系，大都基于戏曲、戏剧的情节推动与人物形象设计，并且基本取材自单一故事的描绘，其更类似于是纪录片，艺术手法缺少严重，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不过，在这种艰难的创作条件下，也出现了很多兼具鲜明时代特色与优良口碑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为《三国演义》的普及推广起到了良性作用，更为中国电影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