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两颗干瘪的种子重新开始被唤醒，它逐渐复苏了人类爱与被爱的能力。

撰文 | 王琳

编辑 | 周晓晓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寒冬腊月，下着大雪，马有铁躲在驴棚里半天不出来。

嫂子给他介绍了相亲对象，叫曹贵英。她佝偻着背，一条腿还瘸着，瘦弱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吹散架。并且，她不能生育，干不动农活，时不时还会小便失禁。媒婆说，这是常年住牛棚里加上经常挨打落下的病根。这样的女人，在农村基本就是“废人”。

不过马有铁也没有挑剔的资格。他年过半百还没成家，三个哥哥死了俩，现在住在三哥家院子的土坯房里，跟驴一块儿睡，大家习惯叫他老四。

贵英和有铁的婚事被草草决定下来。这场强行配对实际上就是两家人合谋，想找个理由把他们赶走，任其自生自灭。

青年导演李睿珺新作《隐入尘烟》讲的便是这两个农村边缘人抱团取暖的故事。它曾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上映后豆瓣评分涨到8.4，是今年目前国产电影的最高分。

在精英中产占据银幕主流、“小镇做题家”被连连嘲讽的舆论环境中，《隐入尘烟》就像燥热夏季里的一丝凉风。在遥远的西北农村，今年最美的国产爱情故事像农作物那样生根发芽，结出农村版的“爱情神话”。

复苏爱的能力

婚事敲定后，老四带贵英去拍了张结婚照，领了证，又一起去爹妈坟头烧了点纸，这婚礼就算是办完了。

结婚得乔迁新居，所谓的新家，实际上就是村子里另一处很久没人住的破房，勉强能遮风挡雨。搬家的时候，老四只带走了一头驴和两条破棉被，所有家什连个麻袋都装不满。

同时进行的还有另一场婚礼。

三哥的儿子、也就是老四的侄子也在操办婚事。新房在城里，置办了不少家具。半夜三哥来找老四，说家具装不下了，再叫辆车又觉得划不来，让老四拉驴车给运过去。

第二天老四天不亮就出发了，揣着四五个馍馍当干粮，直到天快黑才走回村。结果三哥一句谢谢没有，劈头盖脸就骂：“让你快点，爬都该爬到了！”

到最后侄子结婚也没邀请老四，三哥只拿塑料袋装了点酒席上的剩菜给他，还特意强调“是别人筷子没碰过的”。

连唯一的亲人都不在意老四，而他自己也习惯了逆来顺受，就像养的那头驴，任劳任怨大半辈子，拆了缰绳也不知道跑。

只有贵英知道心疼老四。老四拉家具那天早上，把新蒸好的馍馍第一个给了贵英，剩下的让她白天饿了热热再吃。晚上老四回来时，发现贵英站在村口等他，从怀里掏出的水瓶还是热乎的。

贵英瑟瑟发抖地说，热水都凉掉换过好几回了，就是怎么等都不来人。

贵英和老四是有原型人物的，但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类人。导演李睿珺说，像贵英和老四这样的人每个村都有，在任何集体里都会有容易被忽略掉的存在。

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去做一个平等的交流，能不能用一种温柔的、富有爱意的目光去打量他们。我觉得这是现代文明世界里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一种能力。”

所以这部电影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去呈现贵英和老四如何互相给予了对方作为人的基本尊严。

当村民们道德绑架老四给土老板献熊猫血的时候，贵英挡在前面说：“我们不抽。”这是影片开场十多分钟后她的第一句台词，也是第一次反抗。

当贵英尿裤子被其他村民嘲笑的时候，是老四脱了外套帮她遮住下体，然后紧紧搂着她离开。

很难说贵英和老四之间有心动和恋爱的感觉，对于他们那颗和布满劳作皱痕的手一样粗粝的心脏来说，男欢女爱过于奢侈。但相濡以沫也是爱情的一种模样，在卑微如尘烟的世界里，他们能看见彼此、理解彼此，因为彼此的出现终于有了想好好活下去的动力。

李睿珺形容说：“就好像两颗干瘪的种子重新开始被唤醒，逐渐复苏作为人的爱与被爱的能力。他们找寻到了安全感，开始自信地开展新生活，建立自己的家园。这是我想要做这个电影的出发点。”

磨掉眼睛里的光

和李睿珺之前的电影一样，《隐入尘烟》的拍摄地也是在他的家乡甘肃张掖花墙子村，演员找的也都是村里的亲戚朋友。

饰演马老四的武仁林是李睿珺的小姨夫，也是他电影里的熟面孔，之前在《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中都当过配角。

全片的职业演员只有海清。

海清收到李睿珺的拍摄邀约是在2019年底，她几乎没有犹豫就接下了这个角色，而且立马取消了原定跟家人旅游的计划，在春节前住进了花墙子村。

海清进村没多久就赶上疫情暴发，村子里封路，她就住在小姨夫家，一住就是三个月，学方言，干农活，每天给大伙做饭。

在长达一年的拍摄周期里，海清混迹在村民中间，跟着赶集、放羊，问起来就说是谁家的远房亲戚，不知情的人完全没认出眼前的人其实是个大明星。

李睿珺说，职业演员会有塑造角色的本能，下意识地会去演。这种似有若无的表演痕迹一旦跟非职业演员搭起戏来就会变得很突兀，所以必须要完完全全进入角色，融入到真实生活当中去。

贴近乡土的真实感只靠服装造型是远远不够的。一个眼神就能暴露出问题。

采访中海清说：“你仔细去看，农村里很多像贵英那样的人，因为长期在地里干活，眼睛要被太阳暴晒，双眼是没有神的。” 她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每天在地里头盯着太阳看，演完戏被查出来眼里长了黄斑。

很多人都说《隐入尘烟》是海清最具突破性的一次表演。她以前的角色大多是精明能干、能说会道的“国民媳妇”，气场是外放的；而这次的表演内敛，台词很少，情绪也非常克制。

送你一朵小麦花

前前后后加起来，海清在花墙子村住了足足十个月。《隐入尘烟》的故事跟随着四季变化，以大雪纷飞的寒冬开场，以冷风萧瑟的深秋结尾，燕子筑巢、麦子抽穗，所有拍摄计划都精确按着农忙的时节走，误差不能超过三天。

李睿珺在很多采访中反复提到过，自己对电影认知的真正起点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你不了解那对父子，也没去过意大利，但他们的命运就是会让你牵挂，就好像住在了你的心里面。你会时不时想起他们，为他们担忧。这时候我才发现原来电影有这么大的思想震撼力和内心的张力，能产生这么剧烈的思考。”

这种理念深深影响了李睿珺的创作，在《隐入尘烟》中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

电影里贵英和老四的生活被一点点搭建起来。他们向邻居借了十个鸡蛋，放在箱子里用日光灯孵化。纸箱上被戳了很多洞，光从里面透出来，像是洒了满屋子的星光。这么做是为避免灯光过热把纸箱点燃，是源于生活经验的真实浪漫。

镜头外，剧组也真的买了孵化箱，计算着日子，捕捉到了小鸡破壳而出的画面。海清说，看到那些小生命诞生，她激动得热泪盈眶。她还给羊接生，照顾小猪崽长大，一部戏拍下来，海清成了“养殖专家”。

片中还有更大的两项工程，种麦子和造房子。剧组也是真种了好几亩的麦子，真平地垒起了一座新房。对贵英和老四来说，房子造好，麦子也成熟了，有了住的地方，有了吃的粮食，好日子终于要来了。

这里也有特别温馨的一场戏。躺在完全属于自己的新家里，老四用麦粒在贵英的手臂上摁出了一朵小花，用极朴素的方式表达深沉的爱意。如果没有生活经验，是绝对写不出这样诗意的段落的。

这源于李睿珺儿时的经历。“对一个农民来说，他很难说我去路边采一束花送给你，反而会用这样一种更贴合他生活的方式来表达爱意。”

还有贵英笑着说，自己家的雨槽声比别人家的都要好听。“过去大家都是把啤酒瓶的底敲掉，安在西北的房檐上做雨槽。每到大风吹过，瓶子口就会被吹出不同声响，好像交响曲一样。”李睿珺解释道。

从现实状况看，贵英和老四的生活极端贫苦，连基本的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保障。《隐入尘烟》让人觉得感动且舒服的地方，是李睿珺在客观呈现苦难的同时，对两位主角始终保持了平和的、温柔的尊重态度。他的电影摄影向来讲究，那些破败的旧房、泥泞的土壤、孤独的人类，都在绝美的镜头里被给予了平等的爱意。

但反过来说，这种温柔也因为太过美好显得有些不真实。被负面新闻持续轰炸的人们，又如何敢去相信这世界上真的还有这样的“爱情神话”？

农民也能演好电影

曾有记者问学者戴锦华如何看待中产阶级趣味问题，她的回答是：“中产阶级趣味不值得讨论。中国社会文化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除了中产阶级文化，我们看不到别的文化了。”

二三十年前，导演们还会关注乡土农村，比如张艺谋的《红高粱》《秋菊打官司》，陈凯歌的《黄土地》，管虎的《上车走吧》《斗牛》。但《Hello！树先生》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连王宝强都好久没演过农民了。

主流话语被掌握到精英中产手中，左翼电影人们花了几十年时间为中下阶层争取到的平等的银幕形象，在这几年里被再次打压，“穷”重新变成原罪，跟道德败坏、卑鄙无耻高度捆绑在一起。

在这样的话语体系里，农民和农民工题材的影视作品几乎消失，他们全方位成了失语者。

也正因为如此，导演李睿珺的创作才显得尤为珍贵。从第一部有自觉创作意识的《老驴头》开始，他始终在呈现自己的故乡及那片土地上的人。

李睿珺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是在乡村世界里度过，直到上高中才搬去县城。村子里90年代才大规模通电，此前他对电影的全部认知就是流动的农村放映队。

他回忆起当时有点像张艺谋导演的《一秒钟》里的场景。“那个时候从来没想过要去做电影，电影跟你太遥远了。你帮放映员去倒胶片、挂银幕，人高兴了，就把断的一截胶片揪下来扔给你算是奖励。你拿着那一截胶片，放在铅笔盒里都觉得高兴。”

后来他大学考上了山西传媒学院，学影视广告，上视听语言课，了解电影史论，接触了很多优秀的外国电影，才发现电影其实离他并不遥远，也真正有了想做电影的决心。

拍电影是必然，找亲戚做演员却是偶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没钱，找亲戚帮忙他们不好意思拒绝。

对于拍电影这个事，村民一开始是非常排斥的。“他们就觉得，我们是农民，让我们种地可以，演电影那都是明星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潜意识里有一种自卑，认为电影是贵族的、属于某个少数群体的东西。觉得好像自己的身份或者形象配不上这个东西，把电影看得太高了。”

这恰恰是农村题材严重稀缺导致的负面影响，影视作品没能真正地深入群众。

后来李睿珺的电影陆续入围了电影节，上了新闻，又在央六播出，村里人慢慢就有了信心。“他们发现原来我们村子拍到电视上那么漂亮，我们的语言好像也没有那么土，我们的形象好像也没有那么差，而且我们演得也还不错。”

当他们原本视为神秘、特殊的东西真正贴近生活的时候，他们也就有了理解和接纳的可能，而且也会对年轻人学电影持更包容、开放的态度。李睿珺家族里就有不少年轻晚辈在他的引导下走进影视行业。现在李睿珺每次回家，村民们都会猜他是不是又要来拍电影了，都抢着想要一个角色。

被遗留在土地上的老人

在李睿珺的电影里看不到年轻人，一如当今的农村现状。被遗留在土地上的老人们，独自面临孤独与死亡。

他电影里总会出现一个镜头，老人们聚集在村子的某个地方，可能是村口的水渠边，可能是阴凉的大树下，都安安静静坐着，只有必要时交谈几句，然后又回归沉默。时间缓慢流逝，好像在集体等待死神降临。

死亡是李睿珺电影里的常客。老驴头终日独守着祖坟不被沙漠掩埋，《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中，不想火葬的爷爷让孙子掩埋了自己。《隐入尘烟》最终也是以贵英的死亡收尾。

李睿珺在整部电影里都在营造希望，却在最后一刻用绝望摧毁了马老四。

他有很多关于生命的思考：“人死了不见得他的生命停止，只是说这个躯壳没有了。人可能会被埋在土里，他的生命会分解为养料，会滋润植物或土地，他的生命形态就以另外的形式开始了。”

这时候再来看贵英的离开，便也不是完全的离开。

还有另外一个考量是关于生活的不可控。“可能观众期望圆满的结局，但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大团圆。日常有很多东西不是那么坚不可催，尤其是生命，特别脆弱和易逝。”这些对生命的思考，都被他放进了电影里。

在豆瓣上，李睿珺分享创作心得时用了一句话：“在日常中提炼电影，在电影中还原日常。”他说自己并不是电影的编剧，而是编辑，只是偷了生活中的一些素材重新组合。

在不拍戏的日子，他每天中午会去咖啡厅写剧本。他说他留意到街上有好多送快递的青中年，“在一个树荫下，孤独地停着一辆小快递车，车顶上躺着一个很强壮的男生，疲惫地在那儿歇息。一方面你会惊叹于那种蓬勃的生命力，同时又觉得大家都很艰辛，会有种心酸。同时你看着微风吹过，甚至当你站在他前后左右偷偷拍照片时，他都睡得那么香，没留意你的存在，你又觉得好像是很浪漫的存在，既残酷又诗意。”

他被这些日常的景象触动，各种无关的东西不可控制地在脑子里打转，最终化作笔下的创作源泉。

电影不是贵族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