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张艺谋的第六部，也是他最好的一部故事片《活着》，描述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期内一对夫妇的挣扎。因此，这部电影很容易拿来与另一部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的电影代表作进行比较，即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这部电影讲述了在同一历史时期的悲剧。但张的电影有所不同，它超越了那个时代明显的政治和历史问题，以一种更深刻、更伤感的视角，展现了普通中国人为过上平静、正常的生活而奋斗的历程。

这也就是为什么《活着》是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原因之一。当然，《活着》是最温和的，它甚至没有显示任何的社会暴力或直接的群众疾苦。此外，张艺谋一直反对任何认为他的电影带有对社会批评的说法，并坚称他的电影是关于普世的、人性的问题。同时我也确实相信《活着》不仅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诗意的陈述，更是对中国社会大变迁的一种诗意的陈述。不过尽管如此，这部电影还是因为各种各样原因的被禁，张艺谋和他的御用女主角巩俐也被禁止在两年内继续合作，甚至不能谈论他们的电影。

整部电影将徐福贵和他的妻子家珍的故事划分为五个清晰的段落，中间有明显的时间间隔。

赌徒（20世纪40年代末）

这时候的福贵是一个无忧无虑、放荡不羁的地主家少爷，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赌场掷骰子。他的家人，包括长期受苦的怀孕妻子、年幼的女儿和年迈的父母，都劝他放弃放荡的生活方式，但他沉迷赌博无法自拔。福贵的妻子家珍说她只想过简朴的生活，而他自己却被奢靡环境的光彩所吸引。没过多久，他就把整个家产，包括家族豪宅在内的一切都输给了奸诈狡猾的皮影戏班主龙二。一时间福贵无家可归，他的父亲被他气死了，妻子和女儿也抛弃了他。现在，他只能被迫靠变卖母亲首饰租间破屋过活。

解放战争

几个月后，家珍带着女儿和他们刚出生的儿子回来找到已经痛改前非的福贵，她希望一家人平静的生活在一起。福贵向龙二借来一套皮影戏具，组建了新的皮影戏班子，其中包括龙二以前的一个仆人春生。然而，就在事情似乎渐渐好转的时候，内战席卷了他们的家乡，福贵和春生都被国民党军队强征入伍，与共产党解放军作战。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勉强幸存下来后，他们被解放军俘虏，在战争的剩余时间里，他们为解放军表演皮影戏，为革命助力。在战争结束后，福贵说老婆孩子比什么都好，便回到了家乡，找到了他在战争期间未曾联系的妻子，现在她一贫如洗，靠送水为生。他还得知，一场恶疾使他年幼的女儿变成了半聋的哑巴。

随着内战结束，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出现了全新的社会制度，百废待兴。“反革命分子”和地主正在被铲除。不久，福贵便目睹了对龙二的审判和处决，因为龙二拥有福贵的府邸而被指控为地主。从这一切中，福贵和家珍知道他们最好保持低调，隐瞒过去的阶级背景，并把福贵参加过革命的证明裱装了起来，并发誓“贫穷是好的”。

大跃进（1958年）

多年过去了，时间转移到1958年， “大跃进”运动开始了。全国范围内兴起了“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等运动来推动国家的工业化。人们被要求把他们所有的铁制工具和炊具捐献给当地的冶炼厂，并为了实现宏伟的生产指标而昼夜不停地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福贵为了维护公社，要求他疲惫不堪的小儿子有庆去冶炼厂报到。当他的儿子在工作时睡着了，不幸的被一辆卡车意外撞倒的砖墙砸死。而司机就是现在成了当地区长的春生，懊悔不已的春生请求原谅，但家珍却伤心欲绝，声称他“欠她一条命”。

文化大革命（1966年）

没多久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了，普通人的正常生活再次被淹没，因为他们需要努力避开红卫兵。在这种渐趋紧张混乱的社会气氛中，福贵和家珍得知，就连他们忠心耿耿的镇长也被牵连，甚至春生也遭到了批斗。当家珍看到春生有自杀的念头时，她很同情春生，再次提醒春生欠她一条命，暗示春生应该为她保住自己的生命。

在这场风波中，福贵和家珍现在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为他们聋哑的女儿凤霞找到一个合适的丈夫，他们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位真诚和热心的红卫兵，他也是残疾人。婚礼安排妥当，不久凤霞就怀孕了。在这一点上看，事情似乎进展顺利，但当凤霞去医院生产时，悲剧发生了。由于所有有经验的医生都被流放或关牛棚，周围只有年轻的红卫兵来照顾病人。当分娩出现并发症时，这些红卫兵也没有任何经验办法，虽然孩子出生了，凤霞还是痛苦地在她泪流满面的母亲面前去世了。

结尾（6年后）

福贵，家珍，和凤霞的儿子和丈夫，来到了他们两个孩子的坟墓前。他们的语气是对命运的完全顺从，不过依旧对明天的怀有希望。

通常最有趣的故事都是以某种方式朝着某个特定目标前进的，还会有一些必须克服的敌人或恶棍。然而，在《活着》这电影中，没有明显的恶棍，也没有目标，除了简单地“过”一种没有折磨的正常生活。所有的人物都是普通人，试图按照反复无常的规则行事。即使是投机的赌徒龙二，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恶棍。然而，张艺谋通过暗指银幕上没有的东西，塑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故事。在这种情况下，看不见的恐怖始终潜伏着、困扰着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民。张不是通过展示愤怒的暴徒或破坏性的暴乱，而是通过描绘普通人焦虑地摆脱这些动荡与不安，想要平静地过自己的生活，来传达这种恐怖。比如在《活着》中，张也描绘了福贵和家真夫妇毫不犹豫地愿意在他们的房子上涂上巨大的毛主席像。它展示了这样一幅画面:人们的生存本能已经训练他们自动接受这些事情，以避免麻烦。然而，尽管他们尽力避免，麻烦还是来了。

那么，这种恐惧的无形来源是什么呢？当然，张艺谋是正确的，认为它普遍延伸到人类社会，并不是中国的专属。这与人类社会崩溃的悲剧方式有关，战争总是爆发，压迫往往会占上风。在所有情况下，这是由人们无意识地根据社会规则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悲剧。

电影《活着》的故事是根据余华1993年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这是张艺谋在改编中国近代小说期间的做法。尽管张艺谋选择了各种不同的改编和截然不同的电影风格来呈现这些电影，包括新现实主义、古装剧、喜剧、史诗片等等，但有趣的是，他的所有电影似乎都有一种持久的导演风格。当然，这种审美共性部分是由于张对色彩和视觉空间描绘的艺术敏感性。此外，他还非常熟练地使用眼神接触来保持场景的流畅连续性，尽管他经常将场景分割成特定的视角。这些透视分离有助于情感活力和高度紧张的场景，维持观众的兴趣。在这部特别的作品中，另一种视觉上的触动微妙地唤起了普通人的朴实人性，那就是整部影片中频繁出现的对新鲜烹制的食物的特写镜头。这些镜头，不显眼地编织在叙述中，带来了日常生活的生动特征，这是故事的关键。除了他的视觉技巧，张还有效地使用背景音乐来传达情感。尤其是在《活着》中，赵季平用中国传统乐器谱写的配乐非常细腻，忧郁的主题突出了影片中一些最辛酸的时刻。赵也为曾为张艺谋的其他电影配乐，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等，他的作品甚至可以追溯到陈凯歌的第一部电影《黄土地》，那时张艺谋是摄影师。

与此同时，在《活着》中，故事有一个更宏大的人文主题，这也将这部电影提升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高度。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个故事似乎没有目标，也没有明确的善恶，但是角色的叙事发展不仅仅是为了吸引人的兴趣。就如葛优和巩俐在剧中扮演了福贵和家珍这两个主要角色，他们的角色也带有一定的隐喻色彩。巩俐展现了她通常在张艺谋电影中扮演的角色所具有的低调、安静和中国女性的独特热情，而葛优则凭借其表演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

家珍角色的作用可能象征着中国人民长期忍耐的耐心。在每一种叙事行为的结尾，她都经历了她生命的严重损失和痛苦。

然而，葛优饰演的福贵是个独特的角色。他最初被认为是一个软弱、相对无害的人物，他们可能象征着社会的某个方面。在电影的每一部分中，他的自私的轻率思想会给自己和其他人带来麻烦，但随着故事的发展，他确实表现出个人的成长。另一方面，有积极的一面，有弹性的，福贵内心深处是善良的，他是一个我们可以识别的人。

在第一幕中，他傲慢自大的自我放纵导致了家庭经济上的破产。

在第二中，他专注于自己的生存，并忽略了在内战期间与妻子联系的情况。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发现她穷困潦倒，他的女儿因严重的疾病而残废了。

第三幕中，他在公社中的软弱和谄媚行为让人想起鲁迅的著名小说《阿Q正传》。在那个故事中，标题人物没有个人价值观或原则，他强调采取任何姿态或行动，可能会被群体认可。福贵为了保住自己在公社的“面子”，牺牲了自己的家庭，也不幸导致了他儿子的死亡。

在第四幕中，福贵不假思索地给了一个饥饿的医生（他的女婿从红卫兵那里接来的）太多的馒头和水，从而在医生本可以挽救凤霞生命的关键时刻，意外地使他丧失了行为能力。在这件事上，福贵的行为是非常无辜和无私的，尽管他以后会为所发生的事情自责。而且在后来福贵对春生在红卫兵手下遭受的折磨表示了同情。

在第五幕，福贵变得自我批评和谦虚，为女儿的死责怪自己。他显然很关心他的妻子，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的有害后果也变得更加敏感。

在影片的结尾，福贵变成了一个好人，而不是一个英雄。他听天由命，只想和妻子过简朴的生活。当他最后对他的孙子说话时，他不再鹦鹉学舌地说着不切实际的口号，而只是希望他的孙子能长大，活跃起来，过幸福的生活——“生活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