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望道》海报

将于3月24日公映的电影《望道》，目前已开启点映和电影党课，也可前往SFC上影影城国华店复原的电影中出现的“复旦新闻馆”打卡……

传记片的创作目的，要么是将观众脑海中只有笼统印象的人物，变得立体可感；要么将观众此前只有模糊概念的历史事件，通过人物的亲身经历，变得鲜活具体。同时，还必须通过传主的“事功”，对观众产生情感上的震撼和思想上的冲击，并使观众获得蕴藉而深沉的人生体悟。

陈望道是中国第一个完成《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复旦大学校长一职达25年。但是，大多数观众对于陈望道的了解可能也就止步于此，至于陈望道的人格魅力、内心历程，恐怕一无所知。更进一步，如何使陈望道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革命生涯，能对今天的观众产生更具穿透力和启示性的人生意义，这同样是影片要突破的一个艺术困境。

身为师长的陈望道

图说：陈望道

影片《望道》没有全景式地回望陈望道的一生，而是聚焦于1919年5月至1949年5月这三十年里，他的革命和战斗生涯。影片正是要将陈望道置身于最为动荡的历史情境中，去书写人物的命运起伏和内心激荡，并突出陈望道身上一以贯之的精神品质和人格境界。

陈望道一生最重要的社会身份就是“老师”，他保护学生的意识几乎是一种本能。他在影片中出场时，已经28岁，刚从日本留学归来，思想已比较成熟。该片通过对人物所处困境层层加码的方式，让人物的坚持经受越来越严峻的考验，从而让观众看到人物的某种品质如烈火淬钢般尽显刚劲。他在杭州时面对教育厅禁演进步话剧的命令，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但他身后有无数学生在罢课声援，身边又有一批同僚共进退，他能够以刚直又体面的方式，从容应对反动势力的压迫。在上海大学期间，国民党军队直接冲进校园开枪射杀学生，陈望道冲在最前线与军警对峙。这时的陈望道，因为职务更高，因而责任更重，他的大义凛然，临危不惧，也是人物内心更为强大的一种体现。在重庆时，陈望道常常在日军的轰炸中危在旦夕，他更努力地重建“新闻馆”，用进步的思想武装学生的头脑。

图说：《望道》剧照（下同）

影片虽然多次出现陈望道保护学生的情节，但这种“重复”有着程度上的递进，即让人物在越来越艰难和危险的处境中，凸显其不变的初衷和坚守。更重要的是，陈望道在这三个时期，逐步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强横、保守、禁锢（杭州时期），以及凶残、野蛮、疯狂（上海时期），还有无耻、卑劣、冷酷（重庆时期）。与之相伴随，陈望道对于学生的保护，也从人身安全的角度，进一步辐射到对学生人格、精神的照拂、熏陶、引领。

黑夜追光的陈望道

影片有意选择了中国最为“黑暗”的一段历史时期。在那个看不到“光”的年代里，有人执着探寻，有人沉沦堕落，也有人渐生退意。正是在这种杂芜的人生百态中，才能意识到陈望道坚持在黑夜中追光的可贵。

影片开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场景里，画面多是亮调，且有暖光。这里有大量青年学生，他们在朝气蓬勃地举行拔河比赛，在课堂和舞台上挥洒热情，抒发壮志。陈望道也宣称自己要改名字，要“追望救国救民的真理大道”，并让学生对他直呼其名，以示平等。影片在上海的第一个场景，是陈独秀来到著名翻译家费煌堂先生的家里。这是一个石库门建筑，暗调的画面、逼仄的空间，令人倍感压抑。费煌堂因自感救国无门而在房间里自杀了，陈独秀不由感慨“世道杀人”。

这两个场景不仅承担了介绍人物和交代核心情节的作用，还暗含了时代性的隐喻。陈望道和陈独秀都是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有一腔改变民族命运，挽救民族危亡的志向和热情。陈望道通过对身边的学生传授真诚、平等的现代意识，融入反抗权威，追求个人独立与解放的精神，为学生的人生带来“光”，为社会变革和国家进步带来希望。陈独秀则想引入更为先进的斗争理念和思想武器，作为革命的行动纲领，认为这才是中国需要的“光”。

这就可以理解，陈望道回到义乌老宅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影片不时用特写强调那盏黑夜中的油灯。油灯虽小，但灯芯明亮，并使房间洋溢着一股暖意。这是陈望道心中的理想之光，也是《共产党宣言》所带来的光明。我们需要用“光”来驱散寒意，用“光”来照亮前路。

影片还巧妙地利用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编织了一条完整的情节线索。当年负责印刷《共产党宣言》的工人杨阿龙，因这本书开始接触陈望道这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他受到启发和鼓舞，走上了革命之路。当杨阿龙倒在反动派的枪口之下，他珍藏的《共产党宣言》作为一颗革命火种得以流传，成了儿子杨逢林的珍贵精神财富。当杨逢林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并在离开重庆时将《共产党宣言》送给陈望道，生命像是完成了一个奇妙的轮回。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共产党宣言》是艰难时世的一盏明灯，温暖鼓励了许多人去战斗。这时的陈望道，已经从一个追光的人，成为别人心目中的一道光，这才是传承的意义，这才是中国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的不竭动力所在。

磨砺成长的陈望道

陈望道接下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重任，看起来只是一项普通的文字工作，却成了陈望道思想觉悟和革命志向突飞猛进的一个契机。在翻译的过程中，陈望道曾在一个章节的标题上纠结不已，他最初想用“绅士和平民”，后来改成“富人和穷人”，最后定稿为“有产者及无产者”。这似乎只是为了体现翻译工作的艰难和严谨，但这背后隐含了陈望道的一次思想进阶之旅。

“绅士和平民”，像是小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犹言陈望道对于社会的理解还比较肤浅，只看到人与人之间在外表和举止上的差异。后来的“富人与穷人”，说明陈望道对于人的财富、地位高下有感性的认识，但无法揭示人们富或者穷的社会根源。当陈望道通过“禅思”的方式，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完成了内心的自省与顿悟，他回家写下了“有产者及无产者”。这意味着，陈望道能够从生产资料的角度对社会进行阶级分析，把握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和革命方向。

如果说陈望道在杭州时期只想做一名“好老师”，到了重庆，他想做一个“点灯的人”，想在年轻人心中播下追求真理的种子，激励他们打破黑暗，唤醒同胞，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陈望道坚持要在废墟和困厄中重建“新闻馆”，就是希望学生能够报道真相，能够捍卫真理，能够在黑夜中追求光。

这种思想认识的深入，是陈望道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完成的精神升华。在上海时期，陈望道目睹大革命的失败，看着工人纠察队尸横遍野的惨象，他去质问戴季陶为何残忍至斯，却被戴季陶无视，陈望道只能在雨夜无助地瘫坐街边。这时的陈望道，可能仅仅将国民党的反动性视为个体性的道德败坏和阴狠毒辣，但在重庆，面对戴季陶的“好言相劝”以及死亡威胁，陈望道开始意识到，他与国民党之间的水火不容，不是与某个国民党官员在道德上的境界差异，而是他与这个党派在价值观上的云泥之别，是双方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解上的千差万别。

当然，我们也要意识到，《望道》的创作虽然极具诚意，但良好的出发点与最终的结果之间未必完全匹配。当影片将情节重心都放在陈望道的行动上，对于陈望道的内心探询却几乎付之阙如，会导致人物的内心成长轨迹并不明显，情绪感染力自然也大打折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同时，一部影片中的人物谱系应该是浑然一体的，任何一个人物的出场，不仅要有情节和主题的意义，人物的存在感、人物本身的魅力也要充分考虑。例如，影片中蔡慕晖的戏份不少，她与陈望道之间的爱情表达也极为高级和浪漫，影片也试图有层次地表现陈望道对于蔡慕晖的精神感召，但观众似乎只看到了这种感召的结果，对于过程多少有点不甚了了。还有林茵，她近乎无情地抛下儿子，后来却又以解放军的形象出现在上海解放之日，中间的情节空白太大，人物形象的断裂之感令人错愕。

作为一部传记片，《望道》精心选择人物的几个重要人生阶段，既完成了对于人物性格和价值观的展现，也对特定时代语境下进步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和救国热情进行了透视。影片在描摹陈望道身上一以贯之的人格光芒之余，也努力呈现陈望道在革命生涯中历经的内心嬗变，甚至间接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光明前途，这都是影片值得肯定的艺术成就。但是，如何对人物的性格成长轨迹和心路历程，完成有层次、有艺术质感的表达；如何使次要人物在有机地融入情节之余，还能有效地参与主题建构，并彰显自我的性格特征和行为逻辑等方面，《望道》显然还有提升空间。（龚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