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人走入电影院的理由，不是《毒舌律师》就是《蚁人3》。这两部大热的新片，再加上几部延续至今的春节档电影，共同占据了超过九成的影院排片。

我在被归类在“其他”的影片里找到了《拨浪鼓咚咚响》，这部排片极少的小成本电影在2月25日上映，直到第5天，票房终于突破百万元。

这部裹挟着黄土气息的公路片，是导演白志强的处女作，全部由素人出演。剧组里名气最大的工作人员大概是监制芦苇，他是电影《霸王别姬》《活着》的编剧。

你不一定能在自己城市的影院找到它，但它却顽固地诉说着一个城镇化浪潮下的小人物故事。

主角毛豆与片名中的拨浪鼓。

导演忻钰坤和邵艺辉称赞它“感人至深，缓缓传递出温暖与光亮”“克制、粗粝、生猛、悲悯，拍出了动人和真实的力量”，歌手、演员杨千嬅也表示 “被片中简单而真挚的情感打动”。

作为导演兼编剧，白志强为了创作剧本，把自己关在大山里足有两年。在芦苇的悉心指导下，本片剧本历经12稿修改，最后用回第10稿。

这部聚焦留守儿童和农民工群体的电影，因全片“没银幕感、没网感、没有大牌演员”，曾被专业人士断定为“没出路”。说好的投资没到位，剧组最穷时，卡里只剩下7块钱。

然而，这部电影却成为FIRST青年电影展的黑马，豆瓣评分7.4分。有观众盛赞这是“中国版的《菊次郎的夏天》”，筹拍第5年，它终于得以在国内院线与观众见面。

《新周刊》记者专访了《拨浪鼓咚咚响》的导演白志强，跟他聊了聊做一部“没出路”的电影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以及如何在电影中营造真实。

《拨浪鼓咚咚响》讲述了司机苟仁和留守孩子毛豆的故事。

留守儿童、烟花和父亲的肩膀

电影《拨浪鼓咚咚响》中，讲述了开车卖货的司机苟仁，遇见留守儿童毛豆的故事。

2008年，儿子病逝后，苟仁含恨度日，一边卖货，一边准备报仇，发誓要宰了骗走儿子治病钱的朋友。而与奶奶相依为命的毛豆，在奶奶去世后，一心想着去寻找外出打工的父亲。

一次偶然，熊孩子毛豆损坏了苟仁的全车货品。为了找回4800块的损失，苟仁不情不愿地载着这个孩子踏上了寻父之旅。

他们一路跌撞、一路互怼，逐渐从“冤家”发展成“如父如子”。这对临时父子的相遇，犹如夜空中的一场烟火，绚烂但短暂。

苟仁的货车从陕北农驶向村新兴市镇，拖出一个未经刻意美化的西北大地：

黄土飞扬的山坡、花50块钱照遗像的老奶奶、鼻涕凝成块的留守孩子、简陋拥挤的工棚架子床、路边抢活的零散工、拉着讨薪横幅的烂尾楼……

从群演的只言片语中，观众逐渐拼凑出毛豆父亲的去向，或者说是一个农民工的辛酸经历。

导演白志强说：“城镇化让大量农民工走进城市，广大农村却留下了没有生产能力的老年人和孩子。农民兄弟为城镇化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所有的人都好似卡在了‘去不了的远方，回不来的家乡’。”

多少年轻父母离乡背井，将幼小的孩子留在故乡，并非他们太狠心，更多时候是迫于生计。

电影中毛豆独自准备过春节。

2012年至2014年间，白志强在家乡陕北高原上拍纪录电影。一天夜里，他们在一所乡镇小学借宿。

第二天早上，校长召集全校学生跑操。学生们的衣着、神情，一下子震住了白志强。那些孩子大多脸上脏污，双手皴裂。有的孩子外套破洞露出棉絮，还有人把鞋左右穿反了。

孩子们的眼神时而闪躲，时而麻木，但一问起他们的父母，眼泪就会沿着脏兮兮的小脸，吧嗒吧嗒地往下掉。据当时校长介绍，全校160多名学生都是留守儿童，其中有近三分之一来自单亲家庭，有些甚至是孤儿。

当天，白志强走访了4个留守儿童家庭，那里的境况让他更加大吃一惊。

有一个男孩的家里臭气冲天，他的妈妈卧病在床，吃喝拉撒都在屋里；另一个女孩的家里贴了满墙的奖状，女孩成绩优秀，原被县城重点初中录取，但她却留在乡镇学校继续升学。她每周得走30公里的山路，回家给瘫痪的爷爷蒸馒头。

提起留守的生活，女孩说：“这一切就是命运给我的。”语气里听不出一丝怨气。从这名初一女生的身上，白志强看到了本不属于一个青春期孩子的成熟。

留守孩子考了100分也没爹娘表扬。

有的孩子接受命运的安排，有的孩子却依然天真地想要抓住任何一丝希望。乡镇学校里有一个留守孩子偷跑出校去找爸爸，被村长拽了回来。那孩子的梦想，只是坐在他爸爸的肩头看烟花。

孩子纯真的梦想，仿似一颗种子，落在了白志强心上。作为一名影视工作者，白志强从陕北大山走出来，希望用自己最擅长的媒介来表达关注。他说：“我时刻能感受到土地对我的呼唤，我想要为这片土地代言。”

“要命的真实”，被他拍出来了

从2017年起，白志强就开始着手筹划职业生涯里自编自导的第一部剧情片。他回到陕北家乡，找上自己的父老乡亲一起拍摄。

那个从学校偶然听来的烟花故事，萌发成《拨浪鼓咚咚响》里感人的一幕。现实中错失的承诺，最终在电影里实现了。

毛豆坐在苟仁肩头看烟花。

这部电影基本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带有强烈的纪实特征。如果不是导演映后介绍，观众估计很难看出片中演出者全都是素人，说着地道陕北方言，包括主角苟仁和毛豆。

白志强认为，素人演员一出场，即可让观众相信“ta就是故事里的人”。与演技精湛的专业演员相比，素人演员更容易获得朴实无痕的效果。

饰演毛豆的小演员白泽泽是一名普通小学生，从陕北榆林的1000多名孩子里选出来的。有北京的电影人士看过毛豆的演出后，夸赞其为“未来的黄渤”。

剧组从没有表演经验的乡亲中选角。

苟仁的扮演者惠王军，本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也是导演的中、小学同学。开机前一个月，惠王军开着货车到乡村卖货，每天都在想办法赚钱回去。影片中，苟仁能从容招揽生意、熟练报价，这些都是在真实的市集买卖中揣摩出来的。

尽管是素人演员，但电影里每一场戏都不会马虎。片中，苟仁与仇人相见的打戏，被打的演员要求拳拳到肉的实战。一拳拳抡下去，被打的演员上气不接下气，一时间连对白都说不出来。

然而，在影片的技术加工上，导演颇为克制，全片基本没有煽情的配乐。对于拍摄技术，导演要求就一个字——藏。他说：“所有的技巧都藏起来，不要动辄拍逆光或者黄金分割。就算做出来的光，也一定要写实。”

片中驾驶室场景都尽可能按现实情景打灯拍摄。

电影中有一幕，货车困在山沟里，这对临时父子要在驾驶室内过夜。摄制当晚，灯光师升起气球灯，把峡谷照亮了一大片。拍了第一遍，白志强把气球灯关掉，仅用车顶的单灯，还原出荒郊野岭里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就连毛豆的家，看起来是极其平常的陕北乡村人家，实际上也是由美术设计把墙面重新粉刷，相框里的老照片也是一点点做旧的。这些细节在电影中一扫而过，但行内人一眼就知道，具有真实感的场景还原有多费功夫。

毛豆家里内外都经过美术设计的加持。

白志强坦言：“每一场戏我都在追求要命的真实，思考我的表达如何才能更真诚，让故事更生动。”

追求真实的结果是，97分钟的电影放映下来，有观众误以为自己看了一个纪录片。

“蹭”出来的电影

尽管预算拮据，但《拨浪鼓咚咚响》对当代农村风貌的还原与细致程度，还是远胜于近年许多大制作。

不过，坚持“要命的真实”，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从剧本写作开始，行内人士或直白、或委婉地告诉白志强，这片子很难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一位友人认为这电影“既没银幕感又没网感，连好看的姑娘都没有”，对方直言“没出路，你就造”。

“我必须造一回，因为我想展现这世界的小人物。人生就是造，大不了后面再挣钱、再还钱。”白志强回应道。

毛豆在市集上讨钱。

《拨浪鼓咚咚响》开拍前，曾有多位投资人答应出资，但最后还是没拉到赞助。为了自嘲，导演往剧中一辆卡车车身的广告位上，写上“电影广告招商”几个字。

没有“甲方爸爸”，这片的资金只好走“众筹”路线。拍摄时，多位制片和摄影师都表示暂不领工资。导演的好哥们打开灯光器材库，让剧组免费使用。

为了省钱，剧组拍摄一再靠“蹭”。片中熙熙攘攘的庙会场景是蹭来的。为了不惊动路人，摄影师和摄像机站在三轮车上，外面套一个巨大的冰箱包装盒，假装是运货的。

俩主角看的烟花也是蹭的。那一场戏本该放一两小时的烟花，但剧组没钱放不起。刚好碰到春节庙会安排了烟花燃放，他们就拜托庙会的朋友配合拍摄。

这场戏蹭了春节庙会的烟花。

当天等到半夜，眼见看烟花的村民挨不住冻要走了，放烟花的人只好匆忙点着。还没准备妥当的剧组赶紧蹭上去，抓拍了几个绚烂的镜头。

摄制组资金最困难的时候，卡里只有7块钱，连第二天开车的油钱都掏不出来。白志强和老婆到清涧当地银行，抵押了自家房子。红手印打在贷款合同上，摄制组才勉强熬到杀青。

正如唐·吉诃德向风车发起进攻那样，白志强怀着忐忑的心情将《拨浪鼓咚咚响》带到院线公映。

听着观众的现场反馈，白志强感到格外恍惚。每一次电影点映后，影厅内响起如雷的掌声。分享观影感受时，总有人激动得啜泣落泪。影片正式公映前，一名学编导的男生甚至对《拨浪鼓咚咚响》进行了十刷。

接受采访前一晚，白志强收到一束洋甘菊，其花语为“苦难生活中的力量”。送花的女士曾是万千留守儿童里的一员，她感动于能专门有这样一部电影为这一弱势群体发声。

剧组在拍摄现场吃饭。

被遮蔽的穷人

作为本片监制，芦苇认为：“国产电影宏大的叙事和过度的商业化已成灾了。但是真正的老百姓的生活在银幕上基本上是缺位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部电影很有价值。”

“电影新浪潮之父”安德烈·巴赞认为，电影通过成为真实的艺术达到完满。从心理学上来看，电影的发明源于人类对复现现实的心理追求。这一心理决定了银幕形象的真实感。

意大利现实主义电影中，摄影机冲破了摄影棚的围墙，一度打破上流社会的空间设置，将镜头朝向更广阔的社会、更普通的人群。

然而，在消费文化语境的影响下，好莱坞大片里展现的奢华生活设定，通常能带来更多的广告植入。

投资人的追捧下、观众的默许中，商业电影占据较大市场份额，而现实主义电影题材大多不为大众所关注，即使名导名演的票房也不理想。

上映5天，《拨浪鼓咚咚响》的票房终于过100万元。/猫眼

学者戴锦华曾在视频节目《未完戴叙》中指出：“中产阶级一边是文化生产者，一边他们是有消费愿望和有消费能力的，所以市场是为他们而生产的。……今天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除了中产阶级文化，我们看不着别的文化了。”

戴锦华对于电影的洞见，与学者毛尖在电视剧中的观察，可说是不谋而合。毛尖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国产剧，尤其是青春剧，大量地和富人产生认同，让大量的有钱人占据颜值和道德面子，穷人的角色变得既没有道理又猥琐。

翻开社交媒体的评论区，很容易看到网友一边对电视剧里住豪宅的“普通人”习以为常，另一边嫌弃《隐入尘烟》里海清的造型不够光鲜亮丽。

然而，若没有高于平均水平的颜值，就不配出现在影视作品中吗？若没有高于平均水平的财富，就没有值得书写的故事和可被传递的情感吗？

片子里的大火，没能延伸到银幕另一端。

《拨浪鼓咚咚响》的结尾，苟仁带毛豆入住豪华宾馆，搓洗掉脸上的污垢，换上新衣新鞋。毛豆兴奋得手舞足蹈，是因为那些衣物是奢侈名牌吗？恐怕仅仅是洗澡穿衣间，一个从没见过生父的孤儿，终于感受到一种类似父爱的情感。

无论阶层的壁垒如何森严，有些情感本该是共通的，而电影正是传递这些共通情感的重要工具之一。

除特别标注外，本文图片均为《拨浪鼓咚咚响》剧组提供

[1]毛尖：认同富人，职场虚假，国产剧从“粉色现实主义”走到“硬现实主义”还有很远丨界面文化

[2]戴锦华：除了中产阶级文化，我们已经看不到别的文化了丨未完戴叙

[3]影视剧里底层失语、嫌贫爱富，是“中产文化”的问题吗？丨界面文化

作者| 晓   洋

编辑| 陆一鸣

校对| 黄思韵

排版| 韩博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