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第7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公布了主竞赛单元金熊奖等奖项。72岁的法国导演尼古拉·菲利伯特凭借纪录片《坚毅之旅》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这也是继2022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花落《美人与流血事件》之后，欧洲三大电影节连续第二年将最高奖项颁给纪录片作品。

《坚毅之旅》将镜头对准了一家漂浮于巴黎塞纳河上的护理中心，在那里，病人和他们的护理人员发展出了新的相处方式。72岁，一头银发的法国导演菲利伯特在上台领奖时表示非常意外，问是评委疯了还是他自己疯了，直言“这个奖太重大了”。

第7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坚毅之旅》导演尼古拉·菲利伯特。图片来源：柏林国际电影节官网

在场刊评分中位列第二的德国导演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新片《红色天空》最终获得评审团大奖，他曾凭借《芭芭拉》获得过最佳导演银熊奖，这也是佩措尔德第六次入围柏林主竞赛单元，遗憾的是依然没能问鼎金熊奖。

法国导演菲利普·加瑞尔凭借《北斗七星》获得了最佳导演银熊奖，他导演的上一部电影《眼泪之盐》三年前也同样入围了柏林主竞赛单元。

在表演奖的部分，西班牙8岁小女孩索菲亚·奥特罗以其在《两万种蜜蜂》中的出色表演拿下最佳主角银熊奖，成为电影节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奥地利跨性别演员西娅·伊哈凭借在《直到深夜》影片中的表演获最佳配角银熊奖。

第7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主角银熊奖索菲亚·奥特罗。图片来源：柏林国际电影节官网

华语电影方面，包括刘健导演的《艺术学院》和张律导演的《白塔之光》在内的十余部华语片以及剧集入围此次柏林电影节各大单元，但最终可以说是颗粒无收，仅有劳馨莹导演短片《小晖和他的牛》获得了新生代儿童单元特别提及短片奖。

“后疫情时代”，电影节重回派对模式

在过去两年时间里，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曾经对电影人们而言最重要的面对面交流活动几乎无法进行。2021年柏林电影节不得已只能在线上进行评选。即便去年规模有所扩大，由于严格的新冠防疫措施以及强制社交距离和口罩令，过往那种重大的节日气氛在电影节也不复存在。

从时间节点上来说，第73届柏林电影节无疑是真正意义上的“后疫情时代”第一届大型国际电影节。就像今年电影节的执行主席Mariette Rissenbeek在开幕式前对媒体说的那样：“终于一切又可以再次全力前行。嘉宾们又可以走上红地毯，座谈和大型派对也都又可以开始了。”

对于电影人来说，重新加入一场狂欢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显得太晚。这也是为什么对华语电影而言今年的柏林电影节意义尤其重大。

不同于过去两年时常缺席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尴尬，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上，华语电影入围的数量明显迎来了复苏——一共有15部华语作品入围包括主竞赛在内的各个单元，包括8部长片，6部短片，1部剧集。从整体来看，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过去两年华语电影入围欧洲三大的总数。

同时，得益于去年年底国内疫情管控政策的大幅调整，更多中国电影人也终于能够再次轻装上阵，重回国际舞台。不论是盛装走上红毯还是出席映前映后的新闻发布会，又或是更进一步将作品送到国际发行商的面前，这一次都凸显了华语电影的“在场”的意义。

《艺术学院》导演刘健。图片来源：柏林国际电影节官网

华语电影的重新集体亮相，无疑也代表着中国电影行业重新开始与全球电影行业建立联结。不过仅仅就目前而言，华语电影不论是整体产量还是创作能力，都尚未真正恢复元气，遑论巅峰。

奖项之外，柏林仍是华语电影的最佳广告牌

不论是入围次数还是给予大奖的机会，柏林电影节始终都是欧洲三大里最为青睐华语电影人的电影节。

国内第五代导演在国际上声名鹊起，几乎都与柏林电影节为其作品所做的推介密不可分。张艺谋、田壮壮、吴子牛等人早期的作品，几乎都受到过柏林电影节的关注，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更是第一部获得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最高奖的华语电影。

之后，在柏林，更是出现过李安导演的《喜宴》与谢飞导演的《香魂女》共享第43届金熊奖的盛况。

之后第六代导演中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王全安更是从导演生涯的最初一两部作品开始就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的关注，即便贾樟柯如今被外界认为是戛纳嫡系，在他的处女作《小武》最终被欧洲评论界注意依然还是在柏林。

即便是在戛纳和威尼斯逐渐对华语电影失去兴趣的最近十年，《白日焰火》《推拿》《地久天长》依然能够在柏林拿到各大奖项，今年再次选入了超过十部华语作品，也证明了柏林电影节对于华语电影和电影人不可或缺的桥梁价值。

尽管今年入围的华语作品抱憾而归，但对于华语电影人而言，登上国际舞台依然是展示华语电影的最好机会，例如《深海》在柏林的展映就引发了不少海外媒体对中国动画电影崛起的讨论。

亮相电影节当然不仅仅只关乎奖项，这些国际化平台也是创作者之间进行交流的最佳机会，而与电影节同期举办的版权交易市场，更是让更多中小成本作品回收成本的关键。

对于在国内偶尔叫好却常常难以叫座的文艺片来说，这一销售渠道是制片方获得收益回报的绝佳机会，它们也一度占据电影节交易市场的重要位置。但在过去的两年里，来自韩国和印度的电影作品已经取代前者，成为电影节上国际版权交易的新焦点。

如何让更多观众看到华语电影不断在推陈出新，国际电影节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通道。而对于文化与艺术创作而言，只有在保持交流的时候才能呈现出其各自不同的美感。

“失去的三年”之后，华语电影如何重新与世界接轨

当然，大批华语电影重新出现在柏林电影节，并不完全是所谓的“中国风”开始重新席卷欧洲三大。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这更多是一种群体压抑已久之后的触底反弹，然而单就弹起的高度而言，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这种对于电影质量的忧虑其实从开幕时唯一的华人评委杜琪峰的一番话就露出端倪。“我觉得现在的电影是差了，全球的电影都差，我自己看电影的世界好像渐渐消失了，不再是我以前看电影的世界，我希望这只是暂时的。我这样说好像很大胆，但这是我的真心话。”

当地时间2023年2月16日，德国柏林，第7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评审团成员杜琪峰、弗兰辛·梅思勒、格什菲·法拉哈尼出席。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风物长宜放眼量。虽然电影从来都不以具体的奖项论长短，尤其是像欧洲三大这样的集体评审团机制，评委会主席的个人观影品味往往会主导最终的获奖名单，但得奖与否往往会关乎影片所受关注的多寡。另外，场刊媒体的评价与公共场的观众口碑，也能从侧面展出影片的整体质量。

上一次华语电影得到欧洲三大主竞赛单元的奖项，还是在2019年，12部华语电影进入柏林电影节，王小帅、张艺谋、王全安三人的作品同时入围主竞赛也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盛况。

也正是在那一年，《一秒钟》与《少年的你》都先后遭遇了“技术原因”退出柏林竞赛单元与展映。即便如此，王小帅导演的《地久天长》依然斩获了当年最佳男女主角两座银熊。只不过那似乎也已经是华语电影在欧洲三大电影节的最后高光时刻。

此后三年里能够入围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内地华语电影也剩下《隐入尘烟》一部，但无论场刊还是奖项均无惊喜。唯一值得华语电影人宽慰的，大概只剩下青年导演们的短片作品陆续收获的一些奖项肯定。

张大磊在2020年凭借《下午过去了一半》获得了短片银熊奖，2021年由陈剑莹执导的《海边升起一座悬崖》和黄树立执导的《当我望向你的时候》，分别获得戛纳电影节短片金棕榈奖和戛纳酷儿金棕榈最佳短片。从年龄上看，95后的年轻电影人也终于开始在国际电影节上崭露头角。

但这并不意味着亚洲内容在顶级国际电影节展的退潮，事实恰好相反。在过去四五年里，欧洲三大电影节对于亚洲作品的关注是与日俱增的，《燃烧》与《驾驶我的车》先后领跑过戛纳场刊评分，前者更是以3.8分刷新了场刊评分记录。是枝裕和与奉俊昊更是连续两年从戛纳带走了金棕榈大奖，亚洲电影可谓是风头正劲。

失落的大概只有华语电影。特别是在日韩电影的两相对照之下，华语作品在奖项与关注度上的双双失语无疑令这种失落更为强烈。

这种缺失不仅仅只是因为疫情所造成的物理隔绝。从创作的维度来看，过去几年，华语电影视角明显都呈现出向内收缩的态势，电影创作者们更多关注到的是限于此时此地的个人体验，而非以开放的姿态对具有普世意义的议题进行公开表达。

不论是张律导演时隔多年重回拍摄的《白塔之光》，还是刘健导演再次入围柏林主竞赛的动画长片《艺术学院》，从目前国内外媒体给出的评价来看，它们呈现的都是关于个人甚至与导演本人切身记忆相关的表达。这类私人表达一旦没有极强的个人影像风格或作者性加持，显然很难在如今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太多认同，甚至难以与普通观众沟通，毕竟不是每一位作者导演都能得到洪尚秀那般的待遇。

《白塔之光》导演张律。图片来源：柏林国际电影节官网

一直以来，柏林电影节与全球议题和社会现实连接就尤为紧密，而过去几年里戛纳、威尼斯也相继开始将更多奖项授予与社会现实有直接映照的作品。

不论是与以类型片展现日益尖锐的贫富分化的《寄生虫》和《悲情三角》，还是假借超英类型刻画民粹主义汹涌的《小丑》，以及去年以革新黑色电影类型巧妙覆盖了难民和性别议题的《分手的决心》，无不是全球电影人直面过去十年里全球重大议题的表现。

从这个角度来看，柏林电影节反而处在追赶的位置上，去年威尼斯将金狮奖历史上第二次颁给纪录片之后，今年柏林也立刻进行了业务学习。而这也恰恰说明了当下电影节与社会现实所呈现出的高度绑定。

纪录片阔别多年以后连续获得金狮奖与金熊奖，其实也表达了电影节的某种态度，毕竟剧情片无论如何通过精巧的剧作去关照现实，其力度终归无法与直接将摄影机对准现实的纪录片相比。

如今的华语电影的体系内已经很难再出现像《铁西区》那种深度的纪录片作品，剧情片也越来越难朝着与全球共通的现实主义之路靠拢，而《隐入尘烟》和《不止不休》等这类获得国际电影节关注的影片在国内的上映之路又曲折难行。假如完全放弃这一类型的创作主题以及与全球观众共情的机会，华语电影人要想仅靠技巧去吸引已经看过太多华丽技术的电影节评委，难度可想而知。

在“失去的三年”之后，如今的华语电影人如何利用电影语言和影像表达重新与世界接轨，依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严肃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