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杜洛夫斯基94岁生日，他刚刚迎来自己的青春期

写在前面：

超现实主义者、乐观主义者、世界主义者……按在亚历桑德罗·佐杜洛夫斯基上的种种标签都无法限制他自由的创作。同样，衰老也并不对他的才情构成任何威胁。这位出生于1929年的智利导演，如今在奔九的路上狂飙突进，拍片、写诗、办讲座、发twitter……已然白发苍苍的他，却如同少年般精神矍铄地活跃在艺术的各个角落。继2013《现实之舞》后，他的第二部自传性电影《诗无尽头》在2016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登场。

《诗无尽头》的诞生本来就是一个奇迹，拍摄曾一度陷入资金困难的窘境，而在社交网络上混得风生水起的佐杜洛夫斯基突发奇想，众筹让这个原本奄奄一息的项目重新焕发了活力。如今，已经完成影片的佐杜洛夫斯基带着轻松的神情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中。《诗无尽头》是一部私人性质浓郁，却带有强烈感官冲击的影像日记。

佐杜洛夫斯基在影片中以浓烈的色彩，炙热的场景，回忆了上世纪40、50年代在首都圣地亚哥与一群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厮混的疯狂岁月。充满狂欢色彩的电影是导演对自己青年岁月的深情一瞥，也是他与家庭尤其是父亲本人的和解。有人四十便迟暮，有人八十青春期却刚刚开始。佐杜洛夫斯基恰好是令人艳羡的后者，精神矍铄，滔滔不绝，像一个老顽童，充满好奇地注意着这个糟糕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动向。

杂货店、马戏团、骷髅游行和午夜时分充满超现实感的咖啡馆……佐杜洛夫斯基在影像的世界里重建自己的青年时代。他甚至叫来了自己习舞的一双儿子，在影片中分别扮演自己和自己的父亲。一时间，拥有亲缘关系的个体打破代际的隔阂，跨越时空模糊的界限，过去、现在与未来，在银幕上令人唏嘘地并作一团。作为上个世纪的cult片大神，佐杜洛夫斯基的影像世界从不掩饰疯狂的色彩，他热衷于用鲜血和战斗，来展现非理性行为蕴藏的巨大能量，也曾毫无顾忌地征用鲜艳的色彩，为人类动物性的本能呐喊助威。

《诗无尽头》同样充满着爆炸性的瞬间，光是万人体育馆中那场躁动不已的马戏表演，就已然让观众目瞪口呆。难以想象已过耄耋之年的佐杜洛夫斯基在如此庞大的片场指点江山时，是怎样一番遒劲而睿智的姿态。

如果说一切的疯狂都终将平息，那么《诗无尽头》则将诗意融化在每一次情绪的大起大落中。佐杜洛夫斯基的人生故事本身就是一个超现实的魔幻舞台，有那么多澎湃的幻想，和鲜艳的色彩。他是拉美超现实主义的最后捍卫者，在电影中，与过去的自己达成和解。

以下是去年戛纳深焦DeepFocus前方记者对佐杜洛夫斯基的采访，让我们再次领率这位88岁老顽童的疯狂与执着。

佐杜洛夫斯基接受深焦访谈

访问 | 柳莺（里昂）

编辑 | Dzolan（西安）

深焦：在采访开始之前，请允许我表达一下对这部电影的喜爱，电影的预告版海报也非常漂亮，让人感到一种充满童稚感的希望。

佐杜洛夫斯基：你觉得中国观众会喜欢这部电影吗？好像有中国的公司想买，但他们只肯出很少的钱，不过我无所谓，我和他们说，“赶紧把我的电影卖到中国去吧！”至于电影海报，是我的妻子Pascale Montandon设计的，她是一位视觉艺术家，我们在一起合作各种项目，《诗无尽头》的服装设计也是她亲手操刀的。

佐杜洛夫斯基与妻子

深焦：《诗无尽头》采取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制片方式——众筹。你是怎么想到这个点子的？

佐杜洛夫斯基：如果你翻开《诗无尽头》媒体手册，你会看到有整整六页印着密密麻麻的人名，这些都是我们众筹活动的参与者，超过7000人！在我拍《现实之舞》时，我很幸运地从米歇尔·赛杜那里拿到了两百万欧元，基本上是我上部影片预算的一半。有了他的大胆投资之后，另一半资金也就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找到了。

到了《诗无尽头》，我想和他继续合作，但米歇尔失踪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当时我们手里只有一百万，我就和我的助手说，“不要怕，我们先拍起来。一旦没钱了，我们就停拍，但我会想办法把故事说圆。有多少钱，我们就拍多长的电影。”于是我们就动工了，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了网上的众筹项目。我变成了到处向人伸手的乞丐（自豪脸）！没想到，从此之后钱就源源不断地过来了，我们剧组甚至一度非常有钱，这部电影也渐渐变成了“大制作”。我得到了来自智利一些专业团体的支持，我的舞团朋友免费“借给”我1000名舞者。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是一场在体育馆中举行的马戏表演，当时来了4万人，把整个体育馆填得满满当当的，而这些人一分钱都没有问我要！

《诗无尽头》剧照

所有的电影都生存在一个可怕的工业体系中，而这个体系只有一个目的：赚钱。甚至，人们对于殖民主义、共产主义题材的兴趣，也是基于它们是否能够赚钱的基础上。演员、剧本、观众……所有的元素都趋利而行。观众出于娱乐的需要向往电影，他们对银幕上着装奇怪的超级英雄津津乐道，对他们来说，摧毁一个街区的房屋就是电影的全部意义。我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我要做不赚钱的电影，对工业体系的规训说不，艺术、诗意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同样，年轻的一代也并非一无所知，他们之中也有人在寻找自由，寻找与时下统治市场的类型电影截然不同的创作。我为这些人而创作。我并不在乎自己的电影是不是赚钱，《现实之舞》花了四百万制作经费，但在两年之内，它才赚了不到五千元。我们啥都没了。

深焦：您在网络上也相当活跃，在twitter和facebook上都能看到你的身影。

佐杜洛夫斯基：我在twitter上超过一百万的粉丝，facebook上粉丝超过两百万，不过我不怎么打理。相反我每天至少发15条twitter，已经坚持了六年了。而且从来不发那种没有营养的内容，比如自拍和食物……没有人关心我今天吃了什么，消化了没有。我的twitter都是原创，我自己的哲学感悟、生活的意义、语言的功用等等。我的好多朋友都觉得我疯了，他们觉得twitter上都是一群傻蛋。我也不这么认为，发twitter对创造力也是有很高要求的。

《诗无尽头》剧照

深焦：那您觉得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佐杜洛夫斯基：我每周三都会在自己的家中搞一个小型讨论会，有时会有超过三百个人来参加。有一天，来了一个男人，他说，“我的妻子生了重病，马上要死了。她想要找一个人来为她祈祷，她指名要你去。”我当时很震惊，为什么是我？思前想后我还是去医院看望了这位女人，她问我，“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对她说，“听着，生活没有意义。”“啊，我要的就是这句话。”她突然就释然了。这并不是一个谎言，生活本身没有意义，除非你用力生活。那么，怎样才能用力生活呢？我的回答是，“做你自己”。

中国哲学和我们的很不一样，你们有老庄，你们相信来世的生活。对了，我的儿子甚至想把给他的儿子取名为“老”，“老子”的“老”。对我来说，老子的哲学是朴实且普世的，它没有地域和国籍的界限，因而相当迷人。

《诗无尽头》剧照

深焦：您觉得自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吗？

佐杜洛夫斯基：这个世界随着科技的进步迅速发生着变化，人们的心智也在发生着相应的改变。你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对未来相当乐观的人，但其实我和其他人一样，知道这个世界有多么的糟糕，宗教变成了生意，政治变成了游戏，环境污染，贫富不均。这些问题，我并没有视而不见。不过，我自己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在拍摄《鼹鼠》的时候，我的确杀了动物。在当时的我看来，杀动物是宗教般的神圣祭献，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动物本身所承受的苦难。有人指责我，《鼹鼠》是一部好电影，但你为什么要杀动物呢？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也觉得当时自己的做法很自大，很人类中心主义。

《诗无尽头》剧照

不过，“暴力”始终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核心议题，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盛满水的玻璃杯，水则代表着无处不在的暴力。如果我们把水倒掉，这个世界将会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器皿。

深焦：面对这个充满虚幻和时代，您似乎想要再一次通过回归家庭、回归记忆的方法来抵抗这种无力感。在《现实之舞》和《诗无尽头》中，这一趋势相当明显。

佐杜洛夫斯基：我并没有“返回”家庭和记忆，而是将这两者抛掷到了未来。在未来世界中，家庭的概念将会慢慢让位于“人性”。这也和我在电影中的几个细节设定有关，比如在这两部自传体作品中，亚历桑德罗是家中的儿子，但他的父母都是直呼其名，从不管他叫“儿子”。我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表现个体间的平等，家庭内部等级将会在未来逐渐消亡。在《诗无尽头》中，我的两个儿子出演了主要角色，大儿子饰演父亲，小儿子饰演年轻时候的我。这种代际的故意滚混乱，也体现了我这方面的意愿：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教育下一代的方式。

《诗无尽头》剧照

深焦：作为一部自传性的电影，您如何在《诗无尽头》中重建曾经生活过的那些地方与场景，比如电影中的Iris咖啡馆，充满着极简和超现实的元素，一度让我想起皮娜·鲍什的《穆勒咖啡馆》。

佐杜洛夫斯基：说到皮娜·鲍什，我和她有着良好的交往，我本人也非常欣赏她的作品，她创作的最后一部舞蹈就是以智利民谣和风俗为灵感的作品（注：即皮娜·鲍什2009年的作品“...Como el musguito en la piedra, ay si, si, si...”）。她是本世纪最伟大的的艺术家之一。Iris咖啡是40、50年代圣地亚哥的文艺青年的聚集地，它只在凌晨开放，一直营业到早上六点。每天，这里都坐满了昏昏欲睡的诗人和其他艺术家，酒保们走路也很慢。这也是为什么在电影里，你看到的Iris咖啡里，所有的顾客都在睡觉。

我用一种夸张的方式重现了当时的真实环境。事实上，这是我们在咖啡馆原址不远处搭的景。为了拍这部电影，我几乎走访了所有我儿时活动过的场所，如果能找到原来的建筑或是地点，我会尽量在那些真实的地方取景。

德国最著名的现代舞编导家皮娜·鲍什

深焦：本届电影节主竞赛片中，你有特别熟悉的导演吗？

佐杜洛夫斯基：有，尼古拉斯·温丁·弗雷恩。我下周还要和他在巴黎见面。我认为他是一位破具才华的年轻导演。但他有一个致命问题，他太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了。《亡命驾驶》之后，人们对他的期待渐长，他也开始艰难地适应这个以金钱为导向的电影工业，在自己的每一部片子里都植入大量复杂的视觉元素，又动用许多明星演员。这是很危险的。我非常好奇，他究竟会坚持自己的风格，还是彻底被市场的诉求所淹没。好莱坞将会毁灭一切有才华的人，这点不容置疑。

《亡命驾驶》导演尼古拉斯·温丁·弗雷恩

深焦：您之后有什么新的拍片计划吗？

佐杜洛夫斯基：我有两个计划，先拍哪个取决于我能拉到多少投资。如果有六百万，我会拍一部名为《鼹鼠之子》(Les Fils d’El Topo)的电影，它可以看成是1970年《鼹鼠》的延续，与前作共享很多元素，但事实上却是一部完全不同的电影。如果只有三百万，我就会继续拍我的自传三部曲，也许会讲述我到了巴黎之后的生活。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向工业妥协，我会坚持拍有关人性、有关情感的电影。如果我有三十万，我就去画画。如果我有五千元，我就写书。如我走只有一百元，那就写诗吧。所有的这些艺术形式都很棒，我都能从中找到自我表达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