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部分的国家或地区，一部电影要能合法公映，必须先通过一些电影检查的程序，就是所谓的「电检」。

不同地方的电影检查单位不同，宽松标准不一，多年来香港电影为了卖端口，常需要将拍好的视频修剪为不同版本或结局，再送到各地送检。然而在这样的删剪或修改的过程当中，不但可能破坏作品的完整性，严重时更可能导致作品面目全非，主旨溃散。

自2003年香港签署CEPA协议，香港电影可透过与内地电影界的合作，得到在内地公映的机会，对于因逐渐失去东南亚电影市场而低迷不振的香港影业来说，是再度拓宽市场的好机会。

在商言商，内地庞大的市场固然诱人，但因电检而「破坏作品完整性」的情况，到了现在可说是变本加厉，因应中国异常严格的电检制度，为了在中国公映，香港电影的创作自由不时受到影响。

轻则如上篇所提的《叶问》般，修改掉一些「丑化」的场面，严重一点就如《大只佬》、《杀破狼》等片的中国版本，为了通过电检而将结局修改，使得电影失去原本题旨，甚至也有电影完全「变成另一部戏」。

另一种情况则是为了迎合大多数观众的口味，电影逐渐失去本地特色、「去香港化」，失去了地道的色彩。

台湾在J严时期的电检，也是以严格闻名，港片在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困境，大多是来自当地保护本地影业的政策，而在输入港片上有配额或税制上的限制，然而因为历史因素，港片在台湾被视为「国片」，进口上问题不大，主要的阻力就是电检的严格管制。

举凡电检单位认为有「弱化人民**意识」、「丑化友好国家」、「非正统思想」、「宣扬迷信」和「描述罪恶过程过详」的电影，轻则动刀、重则禁演，加上订有《戡乱时期国片处理办法》，不仅在大陆取景的电影不能登台，一部电影的工作人员当中（尤其是导演和演员），只要曾赴大陆拍片，非经解禁，其参与的作品一律封杀。

六、七十年代以来，台湾一直是港片的重要市场，据七十年代台湾中影总经理梅长龄所述，七十年代台湾上映的国片和港片，比例约为六比四，到了八十年代，在国片经历七十年代末的大衰退，加上国内片商转投资港片，使港片大举进占，成了台湾华语片的绝对主流。

自1987年解除戒严之后，1988年起，报禁和有关电影检查的一些限制，陆续解除，1989年更开放片商赴大陆取景拍片。在电影风气逐渐开放、加上经济景气好之下，台湾的国片院线，1989年从原本的六条增为七条，1990年更增为九条，又由于国片产量不足，在院线增加之下，必然引进更多的港片。

1988年所实施的电检新制，将原本的二级制（普遍级、限制级）之间，新增「辅导级」一级，而「限制级」的尺度亦随之放宽。

电检放宽之后，一些题材敏感，甚至是多年来遭禁的视频，陆续闯关成功，如徐克的偏锋争议作《杀出地狱门》（港名：地狱无门）和《第一类型危险》，周润发参演，描写左派作家故事的《郁达夫传奇》，许鞍华因曾赴大陆拍片而遭禁的《倾城之恋》，暴力恐怖的邵氏电影《人皮灯笼》，麦当雄、黎大炜以写实为号召，描述女学生卖淫现象的《靓妹仔》等等。

在新制度和旧制度交替之际，总是会有一些模糊或争议，尤其此际的「开放」，也只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开放，加上电检是由人员把关，很多情况下的结果是自由心证的，而电检人员又不见得具有电影方面的专业能力，因此电检标准的争议或批判也一直存在，除了裸露、暴力尺度的拿捏，最容易产生争议的，还是不同的思想、意识型态。

举例来说，上述的《人皮灯笼》、《靓妹仔》都非一闯即过，前者动刀剪了血腥镜头，后者则有性爱、注射毒品镜头遭剪后才成功公映，这两者还属较「单纯」的案例，林岭东导演的《学校风云》，是1988年当时电检制度下的争议电影，香港影评人金炳兴应邀来台参与该年度金马奖评审，后来愤而退出，原因之一正是在台湾看了面目全非的《学校风云》。

《学校风云》第一次送检时，以「残暴镜头过多」无法修剪为由遭禁，片商随后自行修剪再送审，但新闻局的立场却在于「担心此片破坏学校、老师、学生的正面形象」，而将整部电影里有关学校的部分，包括校园、教室等场景，以及老师、学生等称呼，一律删剪，整部电影的剧情由「学校」中抽离，剧情变得没头没脑。

引述金炳兴当时在报上的批判，可以了解其对电检单位专业性的质疑：

「这部电影却能触及香港生活层面，黑社会魔手伸入学校，台湾观众可能认为是神话，在香港却是令人忧心的现实问题，我不明白台湾电检单位为什么对一部发生在香港的故事片那么恐惧。通常，我们判断电影中暴力场面，要看编导有没有提出合理解释，删剪后的「学校风云」，只见风云，不见学校，其中暴力场面已无因果关系，这类无缘无故暴力场面才最易误导，产生危险。

台湾电检单位删剪的学校场面，包括刚愎自用的老师，与学生谈马经的胡混老师，当然也有像刘松仁演的那个肯为学生奋不顾身的老师，有不良的学生，也有被恶势力欺凌的好学生，编导创作时作出这种平衡，相信是很正常现象，每个行业，都有败类，都有克尽职守的正人君子，删剪要说为了维护老师和学生形象，实在说不通，也低估了观众的分辨能力。

其中有场戏，有个不良学生打老师，其他学生眼见不忿，一齐冲上去打那个不良学生，一场殴斗后，倾椅翻，但两个学生还忙把老师的教席扶起，真不明白电检单位为什么把这样令人感动的场面剪掉。林岭东的「学生风云」还三番两次强调加入黑社会，就如鸟入囚笼，这本来是很好的意识，删剪后却一点都看不出来。」

除了《学校风云》，同年上映的《小生惊惊》（港名：小生梦惊魂）也因为相似的原因遭修改，片中周润发饰演的探长是全片大反派，台湾电检单位因担心「有损警察形象」，而将此角色的身份修改，但情节上还不至于像《学校风云》般支离破碎。

除了为保持某些族群正面形象而动刀，当时流行的江湖枭雄片，也常因题材敏感或「美化犯罪人物」之嫌，而受到电检的压力，如改编真人真事的国片《大盗李师科》，原名是《盗帅李师科》，因「盗帅」似有正面化其行为之嫌，被要求改名后才能上映。

严格的电检制度，除了让港片无法在台湾以全貌示人，受害最深的，其实是自家的国片，在太多题材不能拍之下，电影创作者束缚太多、动辄得咎，许多现实社会的问题，却不准搬上银幕；许多能出版小说的情节，也不能拍成电影。

久而久之，不仅无法在外地市场争雄，连自家的市场也逐渐被取代，等到了1988年之后，即使电检尺度和拍片环境日渐开放，但此时的国片，也已回天乏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