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得一声脆响，何先生转过头，凝视镜头。这是电影《无名》的开场。
看完《无名》，我意识到，这个看似不经意的开场与故事的走向形成了有意味的闭环。影片丰富的信息在“草蛇灰线”般的叙事中延展着、沉淀着，最终累积出《无名》的主题。这是程耳作品的典型标识。
导演黄建新评价说：“大概是电影的前七八分钟，就用了七八个机位，从那开始，我一直被程耳控制着在看电影，非常强烈地跟随着他。”
《无名》正在春节档上映，无论观众是否喜欢，理由却几乎指向一致：程耳的电影有一种劲。
这股劲从何而来？我带着问题，与程耳导演面对面。
1“《无名》的故事比谍战片更宽广”
“《无名》是一部年代戏，描绘了那样一个年代里的众生相。”程耳开门见山。
《无名》讲述全面抗战爆发后，党的隐蔽战线在上海的无名英雄们通过错综复杂的敌后情报系统，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直至抗战胜利的前夜……
谍战片是主流电影的一个独特类型。从经典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到近年的口碑之作《风声》《悬崖之上》，电影人在继承与创新中不断丰富着历史的讲述。人们喜欢看人物在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处境下做出取舍，喜欢看忠奸莫辨、生离死别中的人性本色，就在极富戏剧张力的叙事中，信仰的主题被反复捶打，忠诚的内涵淬火成钢。
无名者的故事如何常写常新？
在程耳看来，任何类型对于创作者总是固守与超越，固守它的一些程式，同时，要有不断的艺术超越。“我希望，《无名》的故事比谍战片更宽广，观众能够从我们的细节、从每一场单独的戏里，体会到历史、体会到真相。”
程耳的阅读兴趣和资料积累就在这段历史，创作《无名》的同时，他完成了一部名为《东亚往事》的小说。《无名》中，程耳将发生在1937年到1945年间的大量历史信息压缩进故事主线，让人物的命运和历史的进程紧紧缠绕在一起。
“我们把诸多笔墨集中在那样一个年代，用更多精力描述那个年代里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理想，各种各样的事物；我们也试图去厘清每一个人物内心的动机，他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最终的选择。”
在他看来，“《无名》的主旨关乎选择。”
程耳并不是一个高产的创作者。他199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加上毕业作品和这一部《无名》，一共创作了5部电影。他的作品不论什么题材，几乎都可以概括为——“凝视大时代下人的选择”。表现同一个时期的上海故事，《无名》与他的上一部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形成互文，甚至可以尝试剪辑在一起。
程耳说：“可能我并没有什么变化吧，还是在说那些事，表达那些情感，提出那些困惑，试图呈现我们的思考。大概是万变不离其宗。”他又补充说：“其实一个严肃的创作者，很难有本质的变化。”
2“严肃创作是出发点”
严肃，是程耳在交流中的高频词，也是理解他作品的入口。
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影院下线的那一天，程耳在题为《对得起这碗白米饭》的文章中写道：“对于这份工作，我们应有起码的品味与现时代的审美，趋于准确的表达，不要让观众在漆黑的电影院里，因我们的草率无知甚至胡闹而感到羞愧”。
再提这篇文章，程耳轻叹说：“电影是一个相对昂贵的事业，需要动用这么多资金、人力、物力，所以，我挺看重创作的出发点。回归严肃创作的出发点，用一种更朴素的态度面对作品。”
严肃，还体现在用影像营造的语境上。拍战争让城市凋零，他以一个大俯拍，让观众看到华丽的建筑群成了一个个火柴盒。拍战争对人的异化，他以防空洞外的流浪狗和日寇飞机上的柴犬做有意味的对比。
《无名》对上海的书写既熟悉又陌生。“大家一想到旧上海，脑海里可能会浮现一些元素。我一直在回避这些元素，尽量通过真实的历史、真实的环境、真实的语境去还原那个年代，营造一个更加质朴的故事。”
上映以来，《无名》的服化道引发一些观众的兴趣，考究是显而易见的，考究的背后当然是对严肃创作的坚持。程耳的同事曾这样描述：“程耳对细节有偏执，无法忍受墙面出现白点、床单没有铺平，如果可以的话，甚至希望掌控雨滴的方向。”
作者电影是程耳作品予人的一贯印象，即使众星云集，即使融入悬疑等类型元素，也不会遮盖他极具个人风格的表达。他是编剧、是导演、是剪辑，喜欢非线性叙事、凝练的对白、对称的构图，《无名》延续了这些特点，挑战着一些观众的观影习惯。
“一部电影，它应该是生动活泼的，便于观众读解和进入。”程耳说，作为创作者，他当然愿意用作品与观众建立沟通的桥梁，无论这座桥是容易被堵截和获知的，还是隐含在“迷雾”之中。
《无名》的非线性叙事是“迷雾”之一。程耳认为，这是一种更深入理解故事的方式。他说，自己习惯从中间开始讲故事，希望观众在闪回式叙事的结构里更深入地思考故事、甚至参与其中，而不仅仅是被动地观看。“当观众通过自己的阅读去发现这些信息，内心应该会有快感，有一种平铺直叙无法带来的愉悦和兴奋。”
3电影感是电影的独特魅力
“超级商业片”的概念在《无名》的预告片里推出，自此被广泛讨论。我问程耳：什么是“超级商业片”？
他思索片刻，说：“超级商业片是《无名》剧组的声明。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在这样一个空间和时间付出了足够的努力，追求商业性和艺术性的平衡。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玩笑，或者反讽。”
与文艺片、商业片的概念相比，程耳更关心电影独具的价值和魅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电影感”。
“看电影是有成本的。最近有人来问我，电影会不会消亡？从上世纪80、90年代起，人们就开始担心电影成为夕阳艺术，有太多新的媒体在跟电影竞争，最终结果是，电影依然在。”
靠什么而屹立不倒？
“电影是一种凝望，让观众在漆黑一团的电影院里静静观看，进入到故事里。我作为创作者，希望用庄重、准确的电影语法，把电影独特的魅力发挥到极致。”
程耳还是一个很倚重文学的导演，文学性不仅表现在对白、人物塑造，而且参与编织出他鲜明的个人风格。
“所有的交流都离不开文学。很难想象，缺乏文学教养的电影是怎样的？文学不仅是一种表述方式，也是我的人生底色。大家评价我的电影，说画面、表演、构图，我仍然认为所有的基础都是文学。如果说我的作品有一点特别，那一定是由文学带来的。”程耳说。
“不妨再一起等一等 无名者阳光闪耀的那天”。这是《无名》主题曲里的一句歌词。它是革命者对信仰的表白，也像是写词人的内心独白。
《无名》在这个春节档如此特别，它的特别，引发了广泛讨论。我们该如何评价这部电影？
“重要的是，一部作品如何能够抵御时间的洗涤”。程耳说，无论电影的美学还是思想，即使历经漫长岁月，依然没有过时、历久弥新，这才是作品最终的价值。
来源 人民日报文艺微信公号
编辑 王琼
流程编辑 马晓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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