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崔汀
电影前后有三个片名，第一个叫《新五朵金花》，第二个叫《笑着唱歌的我们》，第三个叫《你是我的一束光》。这是根据对市场的预测，对青年观众的需求的分析，定下的片名。
这部电影我们用的是外甜内苦的包装。外甜指的是带点轻喜剧的色彩，内苦就是有一些悲壮的情节在其中。轻喜剧比较容易拉近观众的距离，你要上来就沉重地板着面孔，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而且有点顺拐了。
从事了30多年的编剧工作，从《本命年》到《云水谣》，再到今天的《你是我的一束光》。我的编剧风格没有太大的阶段性变化。唯一的变化是近些年会考虑市场因素，得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们的心血之作。写了半天、拍了半天，没有人看，就感觉非常不值。要吸引更多的人看，就得提高影片的生动性，找到跟现在电影市场的契合点。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少年天子》《集结号》《张思德》……这些经典影视剧的背后，有着同一位编剧的名字——刘恒。
从事编剧工作30余年，他合作过谢飞、张艺谋、冯小刚等众多知名导演。由他编剧的电影曾拿下过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本命年》），入围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菊豆》），获得过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秋菊打官司》）。
他本人也先后将金鸡奖（《张思德》）、华表奖（《云水谣》）、金马奖（《集结号》）的最佳编剧奖收入囊中。回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电影史，刘恒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刘恒的电影事业仍然在向新的领域拓展。2月25日，由刘恒编剧的影片《你是我的一束光》正式公映。
影片融入了爱情、音乐等元素，并推出了向经典致敬的“新五朵金花”组合。听着悠扬的歌声，看着云南如画的风光，听一段有关脱贫攻坚的故事。在轻喜剧的包装中，隐藏着一个悲壮故事。
是怎样的机缘，让刘恒执笔这个悲喜交加的电影剧本？同时担任监制的他，与俞白眉、邓超等青年电影人的合作，又有怎样的感受？面对当下市场里大卖的影片，刘恒又是怎样看的？
日前，我们见到了编剧刘恒，从新片《你是我的一束光》聊起，听他谈古论今。以下为刘恒自述。
《你是我的一束光》拍给年轻人看
《你是我的一束光》的缘起，跟老朋友张和平有关。他跟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赵金聊的时候，觉得这个题材值得一做。张和平想让我接这个项目。我犹豫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进来了。
电影前后有三个片名，第一个叫《新五朵金花》，第二个叫《笑着唱歌的我们》，第三个叫《你是我的一束光》。这是根据对市场的预测，对青年观众的需求的分析，定下的片名。
最早为什么叫《新五朵金花》？
因为在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长春电影制片厂在云南拍了一部经典电影《五朵金花》。这部影片当时影响非常大，里边优美的歌曲，包括形象和个性鲜明的五朵金花，成为云南的文化名片，也是中国电影的一张名片。
最初以《五朵金花》的IP出发，没有想到写扶贫。我到云南当地去采访，到基层去体验生活，看到了更多的人，听到了更多的故事。最后整理出来，就有了现在以扶贫人物为中心的故事。影片里的情节和人物，几乎都有真实的原型。
比如女主人公彭彭（王西 饰）的原型人物，就是一位单亲妈妈，她的丈夫牺牲在扶贫前线了。我们去采访的时候，那位妈妈自己带着6岁的小男孩，她一直没跟儿子说爸爸去世了。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她给我们看她丈夫生前的视频。他很长时间都没回过家，走山路走得腿都肿了。生前他还跟老婆留语音，说我回去说什么也得陪你看场电影，要不然太对不起你了。
这时，她的小孩就跑过来，采访马上就停止了。等小孩走了之后，妈妈就哭了，说心里很难过。
电影中的情节是有改编的，但是这位单亲妈妈怕孩子悲伤，隐瞒父亲死亡的消息，小孩还在欢乐之中，这种状态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有单亲妈妈这条故事主线，所以这部电影我们用的是外甜内苦的包装。外甜指的是带点轻喜剧的色彩，内苦就是有一些悲壮的情节在其中。
我写《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就是这样，轻喜剧比较容易拉近观众的距离，你要上来就沉重地板着面孔，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而且有点顺拐了。
这一次我还担任了监制一职，对质量的把控也有责任。从开拍到杀青，我一天都没离开，一直在现场。包括做后期的声效、音乐、剪辑定稿，这些我都参与了，为的就是要让影片达到理想的效果。
中宣部和云南省委宣传部以及大理州委州政府给影片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你是我的一束光》前期拍摄用了40多天，在大理时间比较短的，主要拍摄地是在深山里边的云龙县，距离怒江自治州很近，在澜沧江边上。那里非常险峻，有很多盘山路。
拍摄难度最大的一场戏，就是结尾在不断上涨的河水中拯救一车的小学生。那段戏是在离县城二十公里的一个河谷里拍摄，因为是实拍，费了很大的工夫。
现实中的河道，水量没有那么大，我们人工修渠放水，还用到大水箱，什么办法都想了。河水上涨的同时，还要有下雨的设备、遮光的设备。因为下雨的时候不能有阳光，最终费尽千辛万苦才完成了那场惊险的救援戏。
这部影片的制作成本有限，但我们仍然需要选择合适的主演。主演选了很多人，最后选定了袁文康和王西，我觉得是缘分天注定。
袁文康在《集结号》里演指导员王金存，那个时候他初出茅庐，但演得非常好。王西和邓超拍过《银河补习班》，她表现得非常好，在这个戏里进步非常大，飞跃式进步。
拍戏是群策群力的工作。在拍摄时，几位主要演员都会提前一天彩排第二天的戏份，这样可以做情绪的酝酿。个别的演员如果戏重的话，我和导演会单独找他们，提前做一些准备。
比如后半段有一场花海的戏份，那是彭彭情感宣泄的重头戏，表达了她对亡夫的思念。我们就提前在宾馆里租了一个会议室，主创指导几个女演员整个演了一遍，悲伤的情绪就起来了。第二天现场拍摄，情感当时就爆发出来，效果非常好。
俞白眉这一次也是监制之一，他和我探讨剧本上的问题，帮我修饰剧本。从青年人的角度，给了非常有用的建议。邓超与我第三次合作，提供了有效而有力的支持。他的才华和敬业精神投射到角色上，真实又感人。
我们常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如果说这部影片有遗憾的话，那就是我们对采访对象的生活体验还不全面，在云南待的时间还不够长，生活里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与青年主创共担得失
《你是我的一束光》由王强执导，他是一位青年导演，很有才华。我的看法是，你只要决定跟人家合作之后，所有的得失就要共同承担。
在影片制作过程中，如果我觉得处理得不太好的话，会比较坦率地说出来。之后，大家有一个酝酿和讨论的过程，讨论谁有道理，最后就按照商议的结果来。
有好多偶然性的因素在里面，真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以跟年轻人在一起，我也有了变年轻的心态，其实收获很大。
之前和新导演合作，从来不考虑拍摄的效果。导演就是以他的水平拍我的剧本，我基本就不管后面的事了。拍好了大家共享荣耀，要是拍砸了之后，就自认倒霉。
作为一个编剧，不管是出现什么情况，用不着去埋怨导演。也不用把自己塞到聚光灯底下，非要去说功劳是我的。
我之前跟那些有名的导演合作，最主要的感受是心理上的，自己呕心沥血的剧本交给很优秀的电影人去再创造，我感到非常荣幸。
以前和张艺谋、冯小刚等导演的合作都很顺利，针对剧本的修改也不多。我最多修改两次，别人再来接手，我就不管了。修改是没有尽头的，所有修改确立的新标准都是随机性的，你怎么就认定修改方案是最好的？
我之前担任编剧的电影，很多都有原著小说。但小说只是给了一个故事，真正改编成电影还要进行大量的资料搜集和艺术创作。
就比如说《集结号》，原著中的抗美援朝只是几笔带过，我后来又丰富延展了情节。在创作剧本之前，就要看大量的资料，包括一线指战员写的日记，以及专门研究战争的学者写的文章，里边有非常详实的资料。
当时我还找了美国和日本对朝鲜战争的每个战役的详细描述，尤其是日本，日本对朝鲜战争发生的每一个大小战役都有记录。他们搜集的各方资料非常详细，一个连队发生的战斗都有记录。我看了那个之后，一下被带进历史了，自己在构思电影人物的时候，那个人物在你脑子里就特别清晰，真实感特别强。
说起来，张艺谋导演的新片《狙击手》也是抗美援朝的题材。这部影片我看了，非常不错，视角很小，但是拍得很有力量。
张艺谋的电影始终不变的一点，那就是有力量。这个力量你说他是坚硬也好，或者说他非常坚韧也好，那个东西始终没有放弃。他是陕西人，像秦腔似的那种铿锵力道没有变。
从事了30多年的编剧工作，从《本命年》到《云水谣》，再到今天的《你是我的一束光》。我的编剧风格没有太大的阶段性变化。从技巧和手法来说，基本上都是沿着惯性在走，自己原来的生活积累、艺术积累以及自己的人生观，在创作剧本时都定型了。
唯一的变化是近些年会考虑市场因素，得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们的心血之作。写了半天、拍了半天，没有人看，就感觉非常不值。要吸引更多的人看，就得提高影片的生动性，找到跟现在电影市场的契合点。
这个事原来考虑得非常少，之前觉得我只要写得深刻独特，只要有灵感，看上去很有光彩，就不担心没人看了。但是现在不行了。
并且每部电影后边都有资本在那儿撑着，它会用各种方法去把他投的钱赚回来，你看现在的电影宣传攻势有多猛。
这种情况下哦，对于一部影片的评价，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现在有好多虚假的反应，骂一部电影有可能是不真实的，玩命夸一部电影也有可能是不真实的。
那些票房好的电影，在最大的程度上吸引了普遍的观众。《你是我的一束光》相对来说还是属于小众，影片里边所蕴含的情感能不能被更多的观众接收到，是我比较关心的问题。
电影要面对短视频的“病毒”式传播
现在市场中火爆的票房大片，有不少是《长津湖》《水门桥》这样的主旋律电影，这个现象我也有关注。
这是对我们当前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时势到了现在这一步，就必然会出现这一类影片和相关的电影现象。但是，这并不妨碍电影从业者对自己的艺术目标进行追求。
我们看到的是有才华的人，睿智的人，有技术能力的人冲在前面，他们承担的压力和风险最大，所以他们也有了巨大的收获。
为什么《长津湖》能大卖？它和以往的主旋律电影有什么不同？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区别在技术层面，技术上的进步跟文化的发展同步。
现在的小孩对视觉非常敏感，因为图像视频太多，我小时候哪看过这么多东西？那个时候连电视都没有，想看到一个影像太难了。
但是现在的小孩通过手机天天看短视频，电影视觉刺激如果不到位的话，观众的接收装置是封闭的。你只有真正让观众把接收装置打开，你所传递的价值观，你的美学思想，你对生活的认识才能灌输进去。
一部电影拍完了，电影人当然是希望观众进影院欣赏。但是近两年的影院生意也很艰难，全年都是依靠国庆档、春节档这样的大档期，平时门可罗雀。影院不仅要面对市场的冷淡期，还要面对短视频的挑战。
说到短视频，打个比方的话，有点像制造病毒知道吧？短视频每一个有新鲜感的视频，就好像一个新的病毒投入了人群当中，哪个传播最快，哪个影响力就最大。当一个短视频火了一阵之后，平台就必须再用一个新的东西去吸引这些人。而且一旦被吸引之后，它传播速度又是几何级的。
短视频奇招百出，观众的耐受力也会随之增高。这就需要平台不断给观众投放刺激性的东西，具有新鲜感的东西。
长此以往，短视频把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走了，放弃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就越来越麻烦了。
未来那些真正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就会占据优势，注意力集中在读取真正知识的人，会在社会上占有特别好的位置。而那些稀里糊涂地跟着乱七八糟的信息跑的人，他们的人生会被消耗掉。
现在电影行业不仅要面对疫情的影响，还要应对短视频的挑战。中国电影的发展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走出去。目前的国产大片主要的票房收入还是在内地市场，海外市场收入占比很低。
现在我们的经济上常讲要两条腿走路，一个内循环，一个外循环，就是我们内部的经济要自我循环，同时也不放弃跟外部的循环。电影它也不能例外。
刘恒编剧作品《菊豆》《秋菊打官司》都曾在海外上映
电影我们现在主要是内循环，也不排斥向外发展，希望把自己的文化产品传递出去。但是这不光取决于我们，也取决于人家是否接受你的信息。
我们信息的质量、取向，能不能冲破所有的障碍，直接抵达人心？这个都需要一点一点地去摸索，这也是对所有从业者才华的考验。
世界上所有的竞争，不管是国家的经济竞争，还是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包括电影的竞争，都是人的才华竞争。
在坚持自己的长处的同时，向所有具备长处的人学习。把那些长处拿过来为自己所用，自己长了本事之后再投入竞争，为整个行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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