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首的秘书

在去年初的圣丹斯电影节上，一部描绘听障家庭生活的影片包揽了剧情片部分的评审团大奖、观众奖和导演奖三大奖项，成为当届最大赢家，随后Apple TV+ 以25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该片的全球发行权，由此创下圣丹斯电影节交易金额纪录。该片将与《沙丘》《犬之力》《驾驶我的车》等众多佳片影片一道，共同争夺今年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和最佳改编剧本奖。尽管本届奥斯卡强手不少，但单从质量上看，《健听女孩》绝对是夺奖的有力竞争者。

一个看似小众的题材，何以获得观众、资本、评论人等多方好评？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话题，而在全球电影都不景气的当下，这样一部影片的成功或许更加值得思索。

影片《健听女孩》改编自2014年的法国电影《贝利叶一家》，因此也被称为“贝利叶一家的美国版”。“健听女孩”片名源于英文“Children of Deaf Adults”（缩写即为CODA），意为“成年听障人士的孩子”，他们通常要承担起父母与外界沟通的责任，同时也很有可能因为与父母之间存在知觉差异而在生活、情感等方面产生矛盾。影片中，女主人公鲁比·罗茜不仅有一对聋哑父母，他的哥哥同样也是聋哑人，一家四口以捕鱼为生，随着当地渔民日益受到资本和官僚的挤压，鲁比也日益扮演起不可或缺的支柱性角色。在这样的生活里，鲁比个人的愿望和兴趣不得不受到压抑，而哥哥也不免因为妹妹的健全而自尊心受伤，一场关于家庭责任与个人意志的冲突随之爆发——当然，是以一种美国主流的、温和的方式。

事实上，聋哑和手语元素在近两年的全球电影当中并不罕见。对于美国电影而言，制度性因素在这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2020年9月8日，奥斯卡主办方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宣布了新的奥斯卡奖入选资格标准，其中包含大量对演员和制作团队种族多元化和性别平权的要求。“标准A：银幕呈现、主题和叙事”就明确要求入选电影须满足三类中的一个，而《健听女孩》完全符合第三类标准，即“电影的主要故事情节，主题或叙事集中在少数族裔或群体上”，这当中自然就包括残疾人。

尽管学院要求从2024年的奥斯卡奖评选正式开始执行，但考虑到电影的拍摄周期，整个好莱坞电影产业显然从去年或者前年就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从前年入围奥斯卡的影片《金属之声》到现在这部《健听女孩》，可以看出，今后奥斯卡提名名单中，免不了每年都会出现类似讲述残疾人故事的作品，“强制多元化”的评奖规则肯定也会引导出性别、种族和群体构成上更加多样的作品产出，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意味着美国电影产业，尤其是好莱坞必然迎来某种短期阵痛。

而从国际范围来看，与听障人士有关的电影同样不少，且很多都大受好评：去年在戛纳电影节获得最佳编剧奖，今年提名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国际影片等四项大奖的日本影片《驾驶我的车》中，一名重要角色即是听障人士，而在结尾至关重要的段落里，手语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无独有偶，今年柏林电影节奇遇单元的日本电影作品《惠子，凝视》直接以听障人士为主角，导演三宅唱以极其感人而富有节奏感的方式，塑造了一个生活在东京的女性听障拳击手。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创作者对听障人士的偏好及其背后的原因：一方面，相比口语的对白，手语更加视觉化，虽然这些手势往往意义不明，但给人的感官印象却更加强烈直接，造成的效果也就更有冲击力。比如在《驾驶我的车》中，导演滨口龙介全程使用了大量的对话，唯独在结尾最关键的点题处使用了安静的手语，它很大程度上调动了观众的知觉和感官，让观者从对声音的麻木中苏醒过来，进而在视觉中达到高潮，获得巨大的感动。

在《健听女孩》里，导演夏安·海德非常明智地选择了三名真正的听障演员来扮演父母和哥哥的角色，这也是《健听女孩》与《贝利叶一家》相比之下一个巨大的优势所在。母亲的扮演者玛丽·玛特琳更是在21岁时就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成为历史上最年轻、同时也是第一位荣膺此奖项的听障人士。或许正如“当上帝关了这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这些演员非常懂得通过手部动作、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去传递情感和姿势，其视觉表现力有时甚至比健全演员更强，也更容易引发观众的共情。

另一方面，顾名思义，“听障”是一种“障碍”，意味着与健全世界沟通受阻。于夏安·海德而言，听力障碍既可以在剧作层面制造笑料和冲突，也在主题层面通往沟通和理解问题。事实上，整部电影就是关于健听女孩鲁比如何真正与三位听障家人相互理解。这种沟通固然困难，但在一次次的探索与适应当中，主角与她的家人无疑在自我的成全和家庭的责任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而在《驾驶我的车》里，滨口龙介更进一步，将手语与其他各种语言并置起来，这显然暗示着听障人士已经不再是某个少数群体，手语彻底成为一种与口语平等的交流方式。在这个基础上，剧中导演排演了一出每个角色操一门不同语言的《万尼亚舅舅》，通过这种安排，编导最大程度上强化了契诃夫戏剧当中人与人之间无法真正交流这一母题，然而无论是夏安·海德还是滨口龙介都不是绝对的悲观主义者，最终他们每个人都将理解生活的含义，也都会在不可能的沟通中完成对各自生命的理解和救赎。

当然，听障题材电影频出的一大直接原因，无疑还是它向我们揭示了我们这个已经持续三年的“疫情时代”里，每个人的失语、孤独和无人交流的处境，成为生活状态的隐喻。这一点在《惠子，凝视》里有着很好的体现：我们可以看到女主角惠子是如何因为听力障碍而在拳击赛场上遭受不公，以及“口罩”这个标志性的时代符号是如何将听障人士赖以生存的唇语完全屏蔽，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听障人士的障碍感和孤独感。我们凝视电影里的人物，电影里的人物也凝望着那些健全人，透过这些电影，我们似乎才得以明白，健全与非健全之间并没有太大距离，人与人之间的处境也并非迥然不同，面对异动的世界，我们不仅平等地生存，而且也有能力相互理解和支援。

不可否认的是，《贝利叶一家》的原作剧本已经十分出色，所以很大程度上说，将《健听女孩》的成功归于它并无算过分夸大，尤其是影片后半个小时的高潮迭起，几乎都有法版原作的情节作为支撑，《健听女孩》似乎不需要费太大力气，只要完全贴合本意就可以俘获英语观众。不过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导演夏安·海德在《健听女孩》里也展现出精准的场面调度能力，这也是《贝利叶一家》所并不具备的。仅以音乐会一场为例，在原作当中，宝拉的家人就座之后，场面调度一度十分混乱，既不能分清人物的主次关系，也没有展现台上与台下的眼神交流，而夏安·海德则非常有意地突出了鲁比家人的无助表现，并以强烈的主观视点突出了无声段落的人物归属，从而更好地与之后父亲和鲁比单独交流的段落衔接起来。正是在导演数度精心的摄影机调度和声画配合之下，《健听女孩》的结尾达到了原作所没有的巨大力量。

作为一部“feel good movie”（让人感觉良好、快乐、乐观的电影），影片止步于蜻蜓点水地揭示了资本和官僚对美国底层民众生存环境的挤压，也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底层民众的坚韧与顽强。从这点上，《健听女孩》恐怕不如今年金熊奖获奖作品《阿尔卡拉斯》来得那样有力、直接，但这也并不妨碍它成为美国去年最值得关注的新秀作品——如果连《绿皮书》都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又有什么理由不对《健听女孩》登顶抱有期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