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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拍摄《人世间》之前，李路拒绝了很多递给他的剧本。那些项目中有很多是完善的，也有着他所擅长的行业变迁与人间观察的题材，但比起再一次重复做过的事情，李路想要的是挑战一下自己，去做更大、更难的作品。《人世间》是梁晓声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讲述的是周家三代人几十年里的经历，通过时代的变迁来展示出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比起那些外界赞誉他作品的「宏大」命题，李路选择《人世间》的理由却很简单，“梁晓声是作家里面有悲天悯人情怀的，对中国百姓这么多年的变化、生活，对国家的命运，他是发自内心的关心。”一个在谈论中坦白自己热爱观察他人和围绕着他人所产生的情感的导演，在纷扰繁复的当下，是如何让严肃的作品全民皆知的？

心里的答案：拍完《人民的名义》不想重复自己

想要做一些现实题材的关于人的作品，这是很多年前李路写在自己的案头的备忘。他将《人世间》称为自己「人字三部曲」的终章，前面两部分别是大热的《人民的名义》与《巡回检察组》，讲的都是公检法反腐的故事。但《人世间》又有一点不一样，它着重的是时代迁徙中人会有的变化。

因为呈现了周家三代人的经历，加上农村与城市的互文，还有经济建设、情感婚姻等等元素的累加，整个剧本的筹备时间很长。编剧王海鸰在这个期间始终是李路最为重视的人之一，“我们合作得挺好的，但是中间过程肯定是有一些碰撞，跟海鸰老师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嗓子讲哑了也得跟她聊，让她按照李路同志的总体意图来继续前进。”

编剧王海鸰认可李路在戏上是个急脾气，常常当天写好的剧本他们当天就围读，“半夜两三点给我发意见，后来我夜里就睡不着，老是等他们的意见。”这种看似得罪人的举动，所通向的终点却是共同的，“都是为了戏， 都是为了达到艺术创作和理念上的高度一致，所以我们都不在乎，彼此印象都很好，觉得是战友，有我说一你就说二的默契，这是很美好的一种关系。”

剧本是影视作品中最坚实的地基，李路认可普通人才会明白生活的细节，为了不让故事悬浮，他会把已经写完的剧本部分让公司里不同工作的人都一起看看，告诉他真不真实，好不好看。 “其实梁老师也可以自己写剧本，但他没有参与，就是现场去了几趟，到东北基本上都是在监视器前流泪，跟演员交谈感受。”

这些努力全都反馈在作品里，《人世间》在豆瓣开分8.1，许多观众留言“这挺真实的”，也有人说，“就像是我父母那个年代发生的故事”。李路不否认评分有它存在的意义。“它有它的商业价值，有它的公信力，有它的驱动力，它有它的延伸价值，有很多人会在意的，商家会在意的，业内会在意的，观众会在意的，看不明白的人会在意的。”只是他不在意，该做什么做什么。“总结归纳评价是观众和评论家做的事，但这些都不能阻挡我去继续创作的脚步。”

站在镜头前的船长：我是导演，也是投资人

从二十多岁入行开始，李路作为导演被观众们真正认知的作品是女歌星张咪的传记电视剧《孤星》，当时想要做这个项目的原因也很简单，“那时候我在文艺部门做晚会导演，领导没活儿派，就惦记着自己找出个机会来”。这个中国电视剧史上第一部由艺人的真实人生经历改编而成的作品，在1993年播出之后，很快火遍了全国大地。

在作品的选题上，李路有着近乎精准的直觉，《老大的幸福》的原型是范伟写的500来字的构想，却在上映后让「幸福」一词成了央视追问每个普通人的经典命题。更不用说那之后的《山楂树之恋》《人民的名义》，每一部都让他获得了更多的声与名。

可在声名之外，李路又不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导演。在他的身上，人们总是很容易读到一种关乎成功「投资人」特有的气质，喜欢自己做判断，不盲从市场，从零的领域中趟出不同的出路……“你要把我当导演，你就错了。我也是《人世间》的投资人，导演只是我其中的一个角色扮演。”李路笑道，“之前的戏也是我谋篇布局的。”

导演之外，他做过南京电影制片厂生产副厂长、江苏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还于2004年出任江苏天地纵横影视的总经理，并至今担任着江苏广电集团（总台）艺术总监一职。

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让李路始终活跃在各种圈层之中。他曾先后在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长江商学院学习进修过。“我上过那么多的商学院，学到的是一个项目不管多大体量，你肯定要测算它的市场前景、盈利成本，要在战略高度上排兵布阵嘛。哪怕要请最好的演员，用最好的设备，这都要在成本的资金池里面去测算，不能让投资人亏钱了，这是不合适的。”

对影视项目商业化运作的熟练把握是李路与很多其他导演不同的地方。国内某知名文艺片导演，与李路是截然相反的两面。对方工作了几十年，却始终保持有纯净的艺术家底色，他的制片人帮他负责所有的除创作以外的事情，为的就是保护他作为导演不受世俗琐碎的打扰。

但李路自己喜欢这种大包大揽，喜欢作为一个项目「掌舵者」和实际操作人。作为行业内少见的对项目有着很高自主权的导演，困难、压力、琐碎与责任都是一并而生的。琐碎通常是资金链的稳固程度，“这一次《人世间》的资金链很稳固，甚至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还省下了不少钱。”也有些杂七杂八的制片工作，比如那么大体量的戏要如何选角顺利，“腾讯影业和新丽影视帮助了不少，在我想要合作一些不熟悉演员的时候起了很大作用。”

作为「掌舵人」意味着他某种程度上担负着整个项目的生死，困难总会与责任相伴。拍摄完《人民的名义》，在审查上遇到了一些困难，有三个月李路每天从朝阳门走到亚运村，徒步走，天天走在路上想怎么办。提起这段「走路」的故事，李路想的只是解决困难，“你看播出之后我宣传特别少，真正知情的人都知道，责任、压力全在我这儿。”

所幸结局是好的，《人民的名义》成了当年的爆款剧，在湖南卫视的收视率破了历史记录，李路也瞬间成为业内炙手可热的导演，那之后他的选择更多，但只有一件事没变过。只要选定的项目，每一次从前期的筹备、立项、编剧、选角、投资到后期的建组、拍摄、后期、审查等等，他总会想着自己能不能亲力亲为去做一些事情。“很多不了解我的人以为李路就是个总导演，在酒店里呆着改改剧本就行了。但合作过的人才知道我每天最早起床，最晚走，群众演员的戏、空镜头我也拍。这次开B组，我有个人专门对着B组的屏幕拍，传过来我说过了才能继续，我说“不行”就得重来。”

然而在这些看似掌控的「霸道」之下，李路却是个好脾气的人，拍戏现场他很少去停下来大段大段讲戏，也不再需要去表演「导演」这个身份。“我在片场从不骂人，因为都是非常棒的演员，只要演的是我要的，我就一句话不说，除非演的和我要的差一点，我会说一下。如果演的完全扭掉了，我才会停下来。并不存在因为我是导演，你是演员，所以我讲的你就得听我的，不需要的。”

公式与真诚：我不关注收视率，但在意观众反响

往回看，《人民的名义》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市场对优秀演员的看法。媒体爱把这部剧称为改变了流量时代的作品，自此之后，越来越多的老戏骨们的作用被看见了，市场验证了观众们更可渴望看到有血有肉的表演。

伴随着盛名而来的热闹与喧嚣，一度让李路站在市场的风口上。有学院通过视频平台的老板来邀约他去上课，讲讲「爆款是怎么制成」的，是不是有独特的公式，能够让观众们追捧某一类的作品。

“我觉得这事就不可行，没有意义，因为人不是机器人。”尽管在承认自己有着对市场、对商业敏感的那一面，甚至对大数据时代的利益流行公式心知肚明，但李路在对待作品的时候还保留有一名导演的坚持。他会反问自己， 我的作品能为观众们带去点什么？

在一个任何影视项目都以“IP是否流行”来衡量投资产出比的年代，过去在学校里学到「艺术来源于生活，却要高于生活」却始终贯彻在李路的坚持中。这些在当下看起来略显俗气和过时的说法，是他创作的基准，“你不能用数据去分析人会喜欢什么，流行的桥段是艺术家们制造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作品是被人民、被国家所需要的。”有观众评论说，李路导演是一个有家国情怀和历史使命感的人。

在李路看来，只用公式去追赶市场是对不起观众的。《人民的名义》一开始没有被任何一个人看好，那不是市场判断能够流行挣钱的作品。但意外就是发生了，面对那之后记者们所津津乐道追问的关于投资不到位，可能不过审等充满「江湖气息」的故事，李路却记得有一群小学生在看完电视后用辣条模仿人民币贴了一墙的场景。

“真诚的作品是重要的，特别是真实的生活质感，有真挚的表演，不要想着去教化谁，只是呈现，观众们会有自己的判断。”好的作品有激动人心的力量，往往覆盖的面积更广。过去市场认为的严肃题材看的人少，通常是因为在内容上没有触动年轻人的点。这一次在筹备《人世间》剧本的时候，李路就特意和00后们聊天，问问他们会不会喜欢这样的电视剧。

《人世间》在播出后拥有着很多的年轻观众，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好奇着父母长辈那代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这也是李路感兴趣的地方，在我们国家这么多年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每一代人的生活、每一代人的思想、每一代人的经历，都有不同的地方，他们会怎么发生碰撞，“儿子是新鲜的，父亲是老旧的，对吧？这种矛盾任何时代都会有，但社会永远是年轻人的，未来是他们的。很多00后他们喜爱这部剧，我看了他们发我的截图，因为他们其实都生活在是淘宝、外卖和发达的年代，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位，他们其实想像不到他们的爷爷奶奶、父母辈为什么买东西要凭票，这也是我们能保留的一点记忆。”

《人世间》的绝大多数场景是实景拍摄，剧组花了很长的一段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为的是抓住那些搭景造不出来的真实质感。那些空气的感觉、黑土地的氛围，甚至是屋檐下的冰溜子……李路自己在东北出生，能踏实故事的基石，又加上他的父母复旦毕业工作，他跟着在南方长大，让他身上有着男性创作者中少见的「南北交融」、「刚柔并济」的特质。这让他执导作品里既有情感细腻的部分，也有被打磨掉过的粗糙的毛边。

不要煽情 ，要收着演，不要矫揉造作地叙事与表演，这是整个《人世间》剧组对这部戏的要求。“我们这次请的演员塑造性都极强，像萨日娜老师，她根本不知道摄像机在哪个角度拍她，但她给的东西就很足。我也会去要求一些我要的东西，演员们都会愿意提供一些自己设计的情节。比如萨日娜老师说给秉义留点零花钱，还有雷佳音加的问他爸“我们姊妹仨你最喜欢谁”，都是演员提出后和导演现场加入的即兴的表演。”往往演员们没有过于用力，但观众们在看的时候就被完全地带进去了。“上映后也有观众和我说她老公看的时候看哭了，怎么都哄不住。两夫妻还是分开看的，各自看到不同的桥段流眼泪，我当时就想‘成功’的。”

《人世间》拥有着丰富多彩的女性角色们，不管是周蓉、乔春燕、郑娟还是曲书记，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李路的镜头中，都是各有经历的普通人。不要去演，这是他的坚持，当创作者去想象一个人物的时候，那人物就立不住了。“任何时代都有形形色色的人，是他们的故事和经历组成了这一切，女性角色当然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但如果单拎出来讲，对她们不公平。”

在决定做《人世间》这个项目之后，遗憾和期待就一直追赶着李路。期待在于这就像在参加他多年前为自己设下的考题，没有强有力的悬疑，紧张的节奏，扣人心弦的情节，那要怎么样让观众追着看这些平淡的情节？而遗憾则因为项目的周期太短，容量大，案头时间少，要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海内外观众对他的期待。“我不关注收视率，但我会想，我爹妈我邻居，像我一样的老百姓会喜欢它吗？”

海内和海外：影视作品要有国际视野

拍完《人世间》，李路瘦了三十斤，在宣传期赶各种通告采访的间隙里，他告诉我们，“最近我改名了，叫李俊谊。”

虽然瘦了三十斤的李路看起来气色不错，但压力一定是存在的。压力不仅在于拍摄的艰辛，还来自意料之外的“出海”契机。《人世间》开拍刚一个月，迪士尼流媒体就购买了这部剧的海外版权，“迪士尼买一个当代题材又是跨度那么长的一个剧，我们在拍的时候就很重视，就觉得应该有国际视野，要端庄一点，要更高级和有抓手，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风貌，为什么中国人可以用了四五十年就超越了西方世界三四百年的发展”。

很多年以来，西方对中国影视剧的理解始终停留在武术与古装片的窠臼中，近十年里登陆海外流媒体最成功的案例依旧是重新剪辑版的《甄嬛传》。文艺作品要出海，怎么出海，怎么让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观众主动对中国故事感兴趣，是永恒地悬挂在当代创作者们头顶的命题。

李路在很早之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回忆自己做影视公司经营管理人员的时候去英国BBC谈合作，对方就武则天为例提出过合作，期间举例了数十种关于武则天的作品，还用英国女王做对比，讲到双方对这件事的情感观念是一样。“你要了解对方想什么、需要什么，然后你讲的故事是对方愿意听、愿意接受的。其实全世界的情感都是共通的，只要有一个合适的立足点。”

《人民的名义》播出之后曾在海内外收获了不少的反响，海外的华人群体震撼于国内能够过审反腐力度这么大的作品，这和过去他们所接受到的信息大相径庭。“那次我去境外的时候，就有好多海外的华人打着横幅来接我，其实根本不认识。请我吃早茶一直到宵夜，期间一直和我谈这部剧给中国的民主与法治进程提快了多长时间，国家怎么那么好，反腐力度怎么那么大。所以很多好的作品有时候它会起到正能量与信息纠正的结果。”

海外的华人社群通常是中文作品出海的前哨站，也往往起着勾连东西方群众互相理解的基础。在李路的眼中，文化的引进与输出都同等重要，更毋论当下的文艺环境中，有很大一部分的窗口是由英文语言组成，那么如何让每一个人不去偏差误读一部作品，是时代交付给创作者们的问题。李路选择的答案是通过影像去呈现真实的状态，因为他始终相信着情感是可以带来打动人心的力量的。

更年轻一点的时候，李路在吉林艺术学院学导演，那一代的文艺青年们要接收海外文艺作品可不像如今，难度会更大。改革开放的初期，长春影视制片厂举办过各国的电影周，有瑞典的、法国的、德国的、日本的……一天六部电影连映，中午要带盒饭进场。他几乎是把自己整日整夜地浸泡在由法斯宾德、英格玛·伯格曼这些大师所构建的世界里。

要学会影像的故事，就得让自己长久地沉浸在这条河里，就像要让海外的人明白海内的人在想什么，就得搞清楚他们说的故事。李路始终在听、在看、在观察。采访中他会和我们聊起好莱坞类型片的创作公式，也会关注当下年轻人的爱好，不管那是大众的还是小众、二次元的。他看日本当代的动画片，看《琅琊榜》，去年看了由段奕宏主演的《双探》。“但还是有一点遗憾的”，李路笑着说，“我至今没弄清楚《红气球》里那个小孩拿的绳子是怎么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