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陈蝶衣先生逝世15周年

2007年10月14日，一代词作大家陈蝶衣先生（1907-2007）在香港逝世，享年100岁。

陈蝶衣，原名陈元栋，笔名狄薏、陈式、陈涤夷、玉鸳生、方忭，江苏常州武进人，中国著名出版家、作家、填词家。

1933年他创办我国历史上第一张有影响的娱乐报刊《明星日报》，并策划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众参与的选美活动——“电影皇后选举大会”，选出了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1941年6月创办我国老牌名刊《万象》，并出任首任主编．1946年为电影《莺飞人间》的插曲《香格里拉》作词，1952年移居香港，1961年编写了黄梅调电影《红楼梦》的剧本，1987年获香港电台颁发第十届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1996年，获第九届“CASH音乐成就大奖”；同年，获得香港创作人协会终身成就奖，这是香港乐坛最高的荣誉。

陈蝶衣先生一生创作的歌曲超过3000首，是名副其实的乐坛常青树。

我有一段情

——陈蝶衣百年传奇

文 | 王勇、李拉

来源 | 《音乐爱好者》2022年第2期

公元1909年，农历己酉年（鸡年），闰二月，共三百八十四天，清宣统元年。此时的中华大地风云变幻，年前光绪和慈禧相继病逝，年仅三岁的爱新觉罗·溥仪即位，大清王朝摇摇欲坠。

是年农历九月初八，西历10月21日，常州武进鸣凰镇的陈善敬家，添了一个男孩。说起武进的得名，相传是三国时孙权所赐，取“以武而进之意”。武进历来都是“鱼米之乡”，东部雪堰镇、潘家镇是低山丘陵地区，盛产茶叶和桃、梨、葡萄等水果；有滆湖、阳湖、宋剑湖等自然湖泊，河港汊荡纵横交错，淡水渔业主要有鱼、蟹、虾、蚌等水产养殖。富庶之地，自然容易孕育书香门第，陈善敬几经苦读，终于考上了秀才，此时又喜得贵子，自然是双喜临门，给儿子取名陈积勋，字发祥。本来他还想继续努力考状元，结果三年后大清灭亡，状元之梦破灭，于是在家乡做了几年私塾老师之后，来到上海，希望在大都市寻求发展。

初到上海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读书人扎堆，工作并不好找。正好看到《新闻报》招聘书记员，陈积勋的父亲不明就里，随手写了一篇“四六文章”求职应聘。所谓的“四六文章”可大有讲究，这是骈文的一体，形成于南朝，盛行于唐宋，全篇多以四字和六字相间为句，世称骈四俪六。遣词华丽，多用典故，讲求句式对仗工整，遂称“四六”，也称“四六文”或“四六体”。没想到这与时代报章格格不入的“四六文章”却被报社看中，三百余位应征者中仅他一人入职。既然找到了工作，自然是举家迁来上海，陈积勋也有了到大上海读中学的机会，那一年他十四岁。

《新闻报》

《新闻报》在当时可是很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创刊于清光绪十九年正月初一（1893年2月17日），初期由中外商人合资兴办，共同组织公司经营，以英国人丹福士为总董，斐礼思为总经理，清末著名实业家张叔和为主要出资创办人，以在《申报》和《字林西报》工作多年的蔡尔康为主编。1899年，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的校长美国人福开森（John.C.Ferguson）购得了股权，1906年改组为有限公司，称美国公司。1916年，因慑于风起云涌的抵制美货运动，《新闻报》改在香港注册，改称英国公司。《新闻报》十分注重现代化的经营管理，实行报纸企业化，并进口双层轮转印刷机，采用卷筒纸印报，大大提高了报纸质量和印报速度，又自置无线电台，收录各地传回的电讯稿。为扩大发行，《新闻报》在全国各地都设有分馆、分销处五百余所，报纸发行量最高达日销十五万份，成为中国第一家日销突破十万份的报纸。1929年，上海报业大王史量才从福开森手中买下了大部分股权，报纸逐步转为中国人控股。

《新闻报》的版面不少，编辑工作量很大，工作非常繁忙。陈积勋是个懂事的孩子，他每到礼拜天就去报馆帮助父亲抄抄写写，部门主任看到这个小孩子字写得不错，就问他是否愿意来报社做见习生。那时的陈家经济情况并不乐观，陈积勋便立刻决定辍学工作。在报社的推广部做了一段时间的见习生之后，陈积勋终于进入了编辑部工作。十几岁的孩子还做不了编辑，主要做校对工作。对于一般人而言，校对或许就是一个比较机械性的工作，但陈积勋却把它看成了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在校对的过程中，无论是张恨水的小说《啼笑因缘》，还是各类社会新闻，他都边校对边琢磨，学习人家的写作方法。

这个好学的孩子很快就在报社有了一个可爱的外号——“弟弟”，因为他是全报社年纪最小的员工。事有凑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民国文人许瘦蝶也常在《新闻报》上刊登文章，不少作品给陈积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瘦蝶面对“政潮之变幻，风俗之颓靡”，早期作品多为“杞忧无已”“用自排遣”的应激时文，强烈的现实感和鲜明的情绪性构成作品基调。不久，许瘦蝶把各类文章编入《蝶衣金粉》集，含文潮、歌坛、志林、瀛谭、谐薮等类。“蝶衣”二字用上海方言读起来，与“弟弟”谐音，陈积勋就以此为笔名，这样，便有了那个日后叱咤中国文坛的大家“陈蝶衣”！

崭露头角

往后十多年，陈蝶衣几乎全心全意在报业圈内发展，日后能够自己主编一份报纸，就是他的理想。工作上，他从校对做到了记者，又做到了编辑；生活上，他也步入了婚姻殿堂，1932年娶阳羡（宜兴）知名画家朱蓉庄先生长女朱鬘（铭庆）为妻。朱家小姐也是知识女性，会写诗、作画，还会演唱昆曲，两人看起来门当户对。他们在上海远东饭店举行了婚礼，排场也不小，共请了两位证婚人，一位是戏剧前辈郑正秋，另一位是《新闻报》的主编严独鹤，风光一时。不久，他们的女儿出生，取名陈餘眉（后改名陈力行）。

在报纸行业积累了一些经验，小有知名度后，陈蝶衣利用业余时间，在1933年的元旦，自己创办了一份名叫《明星日报》的小报。这一年，尽管他才二十五岁，但已深谙办报窍门。他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一份刚开办的报纸，要吸引大家的眼球，就必须有读者能够共同参与的事件。他仿效美国报纸主办好莱坞影星评选，在创刊号上直接倡始了“电影皇后推举大会”的活动。为了增加声量，他还找来了另外两家小报的主编毛子佩与冯梦云一同组成“电影皇后推举大会筹办委员会”。

冯梦云（后排左）、陈蝶衣（后排中）、毛子佩（后排右）与胡蝶（前排中）的合影

甄秀仪（左一）、吴静娴（左二）、陈蝶衣（中）、姚莉（右二）、邓丽君（右一）的合影

《铁报》，1935年11月17日那天在右下栏有“陈蝶衣迁居闸北启事”

毛子佩主编的《铁报》于1931年创办，陈蝶衣是他聘请的兼职编辑，邵飘萍、张恨水等知名作家都是该报的长期作者；冯梦云的《大晶报》1928年创刊，初为三日刊，四开四版，内容包括国际、国内时事评论及一些文艺作品，1932年后才改为日报。于是三家小报做成了一件大事，中国的“首次影后评选”就这样诞生了。推举活动原定一个月，然后计划举行隆重的“影后”加冕仪式，但这一年春节早，1月25日就已经是除夕，筹办委员会最终决定将比赛的时间延长一个月至2月28日。赛期的延长，又加上过年放假，再加上陈蝶衣还想出了一系列的炒作手段，例如《明星日报》每日将推举票数、投票人及被推举人的姓名逐一罗列，迅即引起了投票的读者和被选女演员的重视。明星、天一、联华三大影片公司的女明星竞争非常激烈，不少粉丝也纷纷拉票，据说到后期，甚至还收到了从日本神户寄来的选票。最终，胡蝶、陈玉梅、阮玲玉获得前三名。陈蝶衣立刻编了一本《电影皇后胡蝶》特辑，随三家报纸一同发行销售，销量大增。

正值“一·二八”淞沪抗战不久，随后的颁奖活动也以“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的名义举办。因为胡蝶、陈蝶衣、冯梦云和毛子佩都是“中国航空协会征求队”的成员，大家沟通打出了“救国”两字进行号召，筹办委员会宣布将所有门票、舞票收入和临时捐款所得全部登报公布，捐助航空救国协会，用以购买飞机进行抗日。这次成功的评选活动不仅让《明星日报》闯出了知名度，更让年纪轻轻的陈蝶衣进入了上海报人的顶流圈子，大大扩大了他的社交圈。作为报人，他已经有半只脚踏入了演艺圈，不仅与胡蝶等影后相熟，而且在颁奖活动上认识了当时上海流行音乐界“教父”黎锦晖的太太、著名演员、歌手徐来，还结识了前来演唱英文歌曲助兴、年仅十九岁的年轻音乐人陈歌辛。谁能想到，这竟为十二年后他们成为词曲合作者埋下了伏笔。

崭露头角的陈蝶衣工作自然也越来越忙，不少其他报刊陆续来找他约稿，甚至有些外地报纸也会向他发出邀约，例如武汉的《镜报》。从1937年开始，他为《镜报》撰写了半年新闻稿而未取分文，《镜报》社长为了表示感谢，邀请他去武汉旅游。刚到武汉没几天，“七七事变”爆发，随后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陈蝶衣只能滞留武汉。他去《抗战晚报》做了记者，又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涤夷”，为荡涤夷寇之意，且与“蝶衣”谐音。同时，他还在《镜报》的副刊担任编辑，生活有了着落。就这样，陈蝶衣在武汉生活了将近一年，但妻女都在上海，陈蝶衣不能一直留在武汉。他辗转从武昌坐火车到广州，从广州再到香港，三个月后，终于从香港回到了孤岛时期的上海。

1939年5月4日，陈蝶衣的长子出生，取名陈燮阳。这名字的出处，应该是来自《尚书·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意思是指大臣辅佐天子调和治理国家大事，足见陈蝶衣望子成龙的心愿。这一年，他三十一岁。

跨界词人

在上海，陈蝶衣继续他的报人生涯，1941年筹划并创办了《万象》杂志。《万象》是一本文艺与知识并重的综合性文艺刊物，在上海抗战时期的通俗文艺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创刊号竟然加印了五版，在创刊后的头一年里，差不多每期都再版，平均月销量两万册，这种出版业绩在孤岛时期的上海确实可观。

《万象》杂志

《万象》的编辑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万象》从创刊至第二年第十二期（1943年6月），编辑主要是陈蝶衣，发行人是平襟亚，出版商是福州路世界里六号的万象书屋，由中央书店发行。也正是在编辑《万象》期间，陈蝶衣开始了他的歌词创作。这一段历史，他曾经在多次访谈中详细谈到，尽管某些细节略有出入，但基本情况，根据他的访谈录音整理如下：

我怎么会开始写作歌词？是因为当时看到一部方佩霖导演，周璇、黄河主演的歌舞片《鸾凤和鸣》。这部电影涉及的剧情是在抗战时期，其中有一首主题曲《不变的心》是李隽青先生作词、陈歌辛作曲的。那时，我还是一个青年人，有的是热情，听了这首歌受到了感动就掉眼泪。为什么呢？因为“一切都能改变，变不了的是我的心；一切都能改变，变不了的是我的情”，它的含义是很深的。它不是一首普通的情歌，它是一首爱国歌曲。我就是受到这首歌的感动，感受到歌曲比其他文字作品更有力量，歌曲可以直接打动听众的心弦，才开始写歌词的。

我认识电影小生顾也鲁，他和周璇也合作拍过好多古装电影。我参加了他的喜宴，他在婚后亦常来《万象》编辑室小坐、聊天。有一日，我提及了《不变的心》，指出这是一首具有“爱国情操”的歌曲。顾也鲁听出我也有承担写作责任的语气，很快就找到了大导演方沛霖，转达了我的意向。方导演第二天就来到《万象》编辑室，尽管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见过面，但他也是《万象》的读者，对我并不陌生。他直接示我以《倾国倾城》的剧本，征求我的同意：能否撰写全部歌词？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只好允诺，坦言尝试。但是，片名可不行呀！“现在是抗战时期，不能国亦倾、城亦倾呀！”我对方导演提出了如上的意见，他立即憬悟，道出了连串的“对！对！对！”做出了“我再想过”的决定。握手订交，就在此刻，同时也注定了我投入撰写歌词行列之命运。次日，方导演就迫不及待地重临《万象》编辑室，带来了新的片名，叫做《凤凰于飞》。我说：“对了！这是最好的歌舞片名，我也可以借题发挥了！”实际上是，我已以一个晚上的速度看完了等待开镜的剧本，胸中早有了成竹。方导演再一次与我握手，道别而去之后，我便要为“拜托”而自我策励。

首先是配合剧中的两场连续性歌舞，我写出了主题歌《凤凰于飞（一）》《凤凰于飞（二）》，接着是《前程万里》，然后是《笑的赞美》与《霓裳队》等歌曲，最后则以象征团圆的《合家欢》作为总结。抗战时期出现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局面众多，我便反其道而行之，在兵凶战危的阴影之下，借着两首主题歌，写出了战区民众的渴望。《凤凰于飞（一）》的起句是：在家的时候爱双栖，出外的时候爱双携。《凤凰于飞（二）》的中心思想是：分离不如双栖的好，珍重这花月良宵；分离不如双携的好，且珍惜这青春年少。利用这些字句，引发战火中的颠沛流离之联想。《前程万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我们要振作起精神，奔向那万里前程”，用以鼓励孤岛上的男女青年奔向大后方，参加“共赴国难”的行列。

李厚襄（后排左）与陈蝶衣（后排右）的合影

方沛霖（左）与陈蝶衣（右）

作为歌舞片的《凤凰于飞》共十二首歌曲，歌词陈蝶衣包揽了十一首，作曲则由五位名家分头完成，陈歌辛、梁乐音、黎锦光、姚敏、李厚襄都被方沛霖相邀加盟，足见该片之阵容强大，方导的人脉之广。这些歌曲后来大部分都被灌录成唱片单独发行，词作“新人”陈蝶衣一出手就和五大作曲家合作，仅《凤凰于飞》一曲就已使他稳稳立于金牌词人的行列。有了这样一个开门红的成绩，往后自是欲罢不能了。随后两年，陈蝶衣离开了《万象》杂志，几乎靠写词为生。在晚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说道：“歌词真的是不难写，你看，给我一个主题，顺口就出来了。”无论这是他真实的创作感悟，还是“凡尔赛”式的自嘲，总之，写歌词对他而言，确实如鱼得水，乐在其中。该影片的音乐专辑收录了陈蝶衣作词的《凤凰于飞（一）》《凤凰于飞（二）》《慈母心》《嫦娥》《前程万里》《合家欢》《笑的赞美》七首作品。

陈蝶衣（左）与陈燮阳（右）

1945年抗战结束之后，当年一起办影后评选的《铁报》在上海小报中首先复刊，陈蝶衣受邀担任主编，报人加词人便是他的生活日常。有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依然在不经意中诞生，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香格里拉》。这是方沛霖又一部歌舞大片《莺飞人间》的插曲，该片本来还是考虑请周璇担纲主演的，但当欧阳飞莺试镜后，方沛霖果断启用了新人。欧阳飞莺的演唱更加具有美声基础，高音花腔是她的特色。而影片的音乐负责人是著名的小号演奏家、日后中国第一代大指挥家黄贻钧，这就奠定了这部歌舞片的音乐风格。这部影片共十二首插曲，时间又紧，方导还是采用了“人海战术”，总共由近十位词曲作者分担，陈蝶衣完成了五首歌词的创作。影片上演之后，他和黎锦光合作的《香格里拉》是其中流传最广的一首歌曲。该影片的音乐专辑还收录了《春天的花朵》《梅花操》《我不要情人》。

抗战结束后，曾是上海天一影业公司发行部负责人的蒋伯英和他的搭档朱旭华在香港开办了大中华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别是“四川财团”的谢秉钧、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的大佬周剑云、南洋影业公司的邵邨人（邵逸夫的哥哥）、上海艺华影业公司的少东家严幼祥等。影片在香港拍摄，粤语版在香港发行，国语版则送回上海在内地发行，一时做得有声有色。1948年，方沛霖与周璇为香港大中华公司拍摄了两部歌唱片佳作《花外流莺》和《歌女之歌》。电影的卖点主打的是周璇的歌唱，所以剧情都比较简单，歌曲才是重头戏。尽管拍摄都在香港完成，但最重要的音乐依然是邀请黎锦光、姚敏、陈歌辛、李厚襄、刘如曾等几位大咖在上海制作，歌词大部分出自陈蝶衣之手。影片《花外流莺》的音乐专辑收录了《花外流莺》的同名主题歌及《春之晨》《桃李春风》《月下的祈祷》《高岗上》《诉衷情》六首歌曲；影片《歌女之歌》的音乐专辑收录了《歌女之歌》的同名主题歌，以及《一片痴情》《知音何处觅》《陋巷之春》《爱神的箭》《晚安曲》等。

因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歌舞片颇受观众追捧，票房长红，被誉为“中国歌舞片大王”的方沛霖导演自然也是炙手可热，一年可以接拍五六部影片，不停地穿梭于沪港之间。《风月恩仇》是1948年他在上海执导的一部影片，由袁美云、陈娟娟、严俊、白穆主演。当时年仅十九岁的陈娟娟刚刚崭露头角，方导希望她能歌唱表演双轨发展，片中也安排了一些歌曲由陈娟娟演唱。影片的音乐专辑中收录了陈蝶衣与黎锦光、李厚襄与严折西合作的三首作品《闺中吟》《待燕曲》和《陌上花》。

1949年，上海解放前后，原有的十来份小报先后停刊。考虑到上海市民的阅读习惯，在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夏衍的支持下，上海推出了两份新创刊的小报《大报》和《亦报》，吸收了小报界的很多人加入，也延续了传统小报的最后一线文脉，陈蝶衣和冯亦代被指定负责《大报》的创办工作。小他五岁的翻译家冯亦代毕业于沪江大学，抗战时曾任国民党中央信托局重庆印刷厂的副厂长，以资助进步文化人士著称。他仗义疏财，人称“路路通”“百有份”。《大报》于1949年7月7日创刊，时值“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纪念日，这是上海解放后不到四十天诞生的第一张小型报。明明是小报，偏要取名《大报》，这也非常符合陈蝶衣的个性。

通过两年多的过渡，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后，小报的读者相对萎缩，报社的经济压力也越来越大，新闻史上一般认为，“上海解放后过渡性的小型报已完成它的历史任务”。终于在1952年2月，《大报》停刊，部分人员并入《亦报》，而陈蝶衣因一时无合适的工作安置而待业家中。

失业是四十四岁的陈蝶衣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这十三年在上海的生活，事业上经历了各种动荡，生活上也有不少变化。几年前他就已经与太太分居，对子女的关心也很少，太太于1951年患癌症去世，他的续弦是报社的财务梁佩琼；女儿陈力行1949年8月参军入伍，此时正在参加抗美援朝，参加第一线的战斗；他将儿子陈燮阳送回武进老家，由祖父祖母照顾……

伴随报业市场的变迁，四十四岁的陈蝶衣迎来了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事业上经历的各种动荡，使其家庭生活产生了诸多变化，他随后南下香港，踏入了下一段人生旅程……

南下香港

正在徘徊之时，他收到了一封香港的来信，写信的人叫屠光启。屠光启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1937年参加上海剧艺社等团体演出话剧；1939年从影，在影片《葛嫩娘》中扮演角色，后又主演了《香妃》《赛金花》等影片；1940年与朱石麟合作导演《孟丽君》，后又独立导演《新渔光曲》等片；1942年入中联、华影，抗战胜利后在中电三厂、国泰等影业公司担任导演。1947年，屠光启执导电影《龙凤花烛》，由陈燕燕、康泰等主演，片中部分插曲由陈蝶衣作词，随后他又执导了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二厂的大片《天魔劫》，该片几乎全部在杭州西湖畔外景拍摄，历时两个多月，创下了当时外景拍摄的时长记录。片中有一个场景是主演陈燕燕和徐立骑在牛背上唱歌，拍摄时牛因看到摄影机在动、听见歌曲而受惊，将徐立甩到地上，当时还上了报纸。而这首“对牛弹琴”的歌曲就是陈蝶衣作词、黄贻钧作曲的《牛背情歌》。

1950年，屠光启启程去香港，陈蝶衣还去码头送行。屠光启到香港后，几经周折，加盟了新华影业公司继续担任导演工作，他诚邀陈蝶衣去香港，可以继续合作。陈蝶衣处事谨慎，并未立刻答应，而是让梁佩琼以探亲的名义先赴香港了解情况，待落实之后，他变卖了家中不多的财物，回武进辞别双亲，他并没有把实情告知陈燮阳，就匆匆搭火车去了广州。这也给父子二人留下了长达二十六年的隔阂。此时陈蝶衣的心情是复杂的，从他所写的一首诗中，就足见他当时的心境：“已挥别泪仍回首，未卜前途亦计程。此去关山应万里，卧听汽笛累飞声。”

在朋友的帮助下，陈蝶衣前往香港，一大批由沪来港的老朋友纷纷相聚。最重要的会面，是和屠光启一起去见香港新华影业的老板张善琨、童月娟伉俪，他们都是超过二十年的故交，所以也不客套，立刻邀请陈蝶衣加盟担任编剧。第一部剧本是《小凤仙》，公司已签下的女主角是李丽华，她是当时最炙手可热的歌影两栖女明星，档期十分紧张，所以剧本大纲出来后就立刻开拍，边拍边写。陈蝶衣回忆道：“当时我们商量好写出一个大纲，分场也写好了，但是赶着要拍，片场里面布景已经搭好了客厅，就通知我先写客厅里面的戏，所以我写电影剧本也是经过了考验的，是跳着写的，而不是从头到尾写的。当时李丽华是主演，票房生意很好，我们就筹备着拍续集，中间还换了男主角。这样两部电影剧本写下来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好像这个行当也可以继续做下去了，因为我也算经受住考验了。”

就这样，剧本创作变成了陈蝶衣的主要生活来源。三部李丽华主演的电影过后，陈蝶衣提出换换风格，想写一部音乐片。因为老搭档姚敏、姚莉兄妹都在香港，于是借用了黎锦晖先生的名曲《桃花江》，开始进行同名歌舞片的创作。陈蝶衣除了编剧，自然又揽下了歌词写作的活。

此时尽管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来源，但工作条件仍旧比较艰苦。没有固定的工作室，陈蝶衣和姚敏就在尖沙咀电影公司办公室附近的格兰咖啡馆驻扎，几乎每天都在咖啡馆创作。两人通常点上一杯咖啡，一坐就是大半天，因为咖啡可以免费续杯。姚敏有时为了激发灵感，还会点上一杯啤酒。他们有时连稿纸都不带，就在咖啡厅提供的免费报纸上写歌谱曲。这个泡咖啡馆的习惯终身陪伴了陈蝶衣，即便是到了八十岁以后，每天不去附近的麦当劳坐上一会儿，喝杯咖啡，看看报纸，写写字，就会觉得生活少了点什么。

1956年，歌舞片《桃花江》的上映获得了空前成功，掀起了香港歌唱电影的热潮。从1956年到1959年，香港的各大影片公司纷纷拍摄这类影片。这些电影平均每部都有七八首插曲，甚至有些影片的对白部分也是通过对唱或合唱的形式来表现的。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当遇到电影的主演并不擅长歌唱时，就由幕后代唱来解决。以《桃花江》为例，幕后代唱的是著名歌手姚莉，甚至当时的宣传册也是以她作为封面的，而女主角钟情只出现在内页。《桃花江》的卖座推起了歌舞片的热潮，也将上海的时代曲带进了香港这片沃土。这一切，陈蝶衣和姚氏兄妹功不可没，他们也由此组成了所谓香港时代曲的“铁三角”。

之后《风雨桃花村》《多情的野猫》《葡萄仙子》《入室佳人》《百花公主》《那个不多情》《小野猫》《那个不多情（续集）》《新桃花江》等影片的剧本都出自陈蝶衣之手，甚至连风靡一时的黄梅调古装片，陈蝶衣也为其写过剧本，《陈三五娘》和《卖油郎独占花魁女》的票房很好，他很得意地称自己是“无所不写”的编剧。

歌词创作

歌词的写作更是陈蝶衣的主要创作领域。他一生大致写作了三千多首歌词，其实到晚年，连他本人都无法细致罗列，应该是只多不少，三千首只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估算数字。他在香港时期创作的歌词，占了85%以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音乐市场，主要的创作和演唱力量，还是自上海南下的这批音乐人，尽管那时香港各类影业公司和唱片公司林立，但真正头部的词曲作者依然十分有限。1949年成立的大长城唱片公司，由李厚襄主要负责，海派音乐人基本都聚集于此。1952年，百代唱片公司香港分公司成立，姚敏和姚莉遂成了百代的主力。1956年，大长城因竞争不过百代而关门，但飞利浦唱片公司正好在此时打入香港市场，李厚襄又签约了飞利浦唱片公司，并发掘了新人——现今已是香港乐坛泰斗级别的人物顾嘉辉。同时，天使唱片、霜华唱片等中小型唱片公司也此起彼伏，十几家电影公司的竞争亦是如此。

姚莉（后排左）、陈蝶衣（后排中）、甄秀仪（后排右）、邓丽君（前排左）、吴静娴（前排右）的合影

尽管公司是竞争关系，但因为音乐人短缺，所以私下的合作非常频繁，当时许多幕后的创作人就开始使用各种笔名。陈蝶衣的笔名就不下十几个，有上海时期就使用的涤夷、陈式，还有狄薏、辛夷、叶凡、叶绿等，甚至还用上了太太名字——梁佩琼。这也是后期他的歌曲作品整理的一个大难点，因为晚年的陈蝶衣自己对有些作品的印象也比较模糊，毕竟当年不少作品，他和姚敏在格兰咖啡馆只花半小时就完成了，时隔半个世纪后，要想还有精确的记忆，确实很难。

编刊工作

除去编剧与歌词之外，陈蝶衣并没有忘却他的老本行。受朋友之邀，他再度主持《西点》半月刊的编辑工作。这本小杂志，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曾经在上海担任过主编。1975年，他又与友人合办《万象》，把上海时期的二十四开本改成十六开本，看上去更为大气，但仅仅出版六期就因稿源不足而停刊。1978年，他主编了《香港时报》副刊一段时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连续多年在《星岛日报》上发表专栏《花窠小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他整理了自己多年创作的传统格律诗词一千五百首，最终刊印成册，定名《花窠诗叶》，因为陈蝶衣晚年居住在香港粉岭，尽管地域较偏，住房条件也很普通，但他给自己的书房起名为“花窠”，并且由张大千题字，挂于墙上。“窠”字的释义为昆虫、鸟兽的巢穴，借指人安居或聚会的处所，还可指文章所依据的老套子、陈旧的格调。我们完全可以领略陈蝶衣起名书房的用意，而顿悟到《陋室铭》中的名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在香港风生水起的日子里，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那或许就是对于一直留在内地的子女的牵挂。这一份难于表达、也不便表达的情感，让他会在不经意间把这种情感体现于歌词中。1957年，他和姚敏为刚从上海到香港的吴莺音创作专辑时，完成的《我有一段情》初听是首情歌，但当陈蝶衣晚年点出，这其实是他表达想念子女的情感时，再听似乎就完全明白了老人的心声：“夜又深呀月又明，只能怀抱七弦琴，弹一曲呀唱一声，唱出我的心头恨。我有一段情呀，唱给春风听，春风替我问一问，为什么他要断音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当他收到失联二十六年的儿子陈燮阳辗转打听到地址后发来的一封家书时，老人是无比激动的。

陈蝶衣（右）与陈燮阳

1987年，陈蝶衣获颁金针奖

1987年，陈蝶衣获得香港第十届“十大中文金曲”评选委员会颁发的最高荣誉“金针奖”。为他颁奖的嘉宾是姚莉，然后梅艳芳、谭咏麟、梁家辉、钟镇涛、陈百强、张学友、林忆莲等十几位金曲得奖歌手簇拥着姚莉一起演唱了陈蝶衣作词、姚敏作曲的《春风吻上我的脸》，向前辈表示敬意。1996年，他获得第九届“CASH音乐成就大奖”，被誉为“乐坛常青树”。

进入二十一世纪，陈蝶衣迎来了人生高光时刻。2001年10月，第十五届澳门国际音乐节中有一场《海上寻梦——陈蝶衣作品音乐会》特别引人注目，因为这不仅是一场儿子策划的父亲作品的专场音乐会，而且是用大编制的管弦乐队为流行歌曲伴奏，陈燮阳执棒上海交响乐团、中央歌剧院，由蔡琴、方琼等担任演唱，观众反响非常热烈，从香港和内地都有不少观众特意去澳门现场观看。于是，2002年10月第十六届澳门国际音乐节，陈燮阳执棒上海交响乐团为观众带来了《海上续梦——蔷薇玫瑰夜来香》，邀请蔡琴、费玉清联袂主唱，这台音乐会的演出票早在演出前一个月就销售一空，加演一场的票也很快告罄。音乐会在陈蝶衣生日的前几日举办，以此为老人祝寿，在历经各种磨难之后，有什么样的家庭团聚能比这样的方式更温情呢？当九十四岁的陈蝶衣和六十三岁的陈燮阳在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深情拥抱时，其他的亲人们在台下热泪盈眶，在场的观众们见证的是一部人生悲喜的交响曲。

2007年10月14日，陈蝶衣于香港的医院里，在睡梦中平静地离世，享年九十九岁，距百岁生日仅差一周。他不曾留下遗言，但就在十几天前，他写下了最后一首诗作：“年代匆匆历久度，遐龄百一逮今兹，天增岁月人增寿，寿比南山无限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