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在《西游记》中扮演太上老君时，郑榕已经是一副老人的模样了。白色的头发和长须仙气飘飘，因为反应迟钝被孙悟空耍得团团转。而他最后一次扮演老态龙钟的常四爷在茶馆里撒着纸钱，喊出那句著名的台词“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也是30年前的老黄历了。

98岁的郑榕就像一块活化石，活过了新中国话剧发展至今的全过程，活过了中国电视剧随便抛出一部就成为全民话题的时代，一直活到这个冬天。他根深蒂固的老头儿形象，不仅因为活得长寿，也因为他对老人的成功诠释——26岁那年，他就在《龙须沟》里演老头儿了。

12月24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演员郑榕在北京逝世。

图/视觉中国

郑榕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最早的一批演员。从1958年到1992年，他演了374场《茶馆》；另一个经典角色——《雷雨》中的周朴园，他也演了将近400场。而在更广泛的电视观众心中，他最为经典的形象，是《西游记》中仙风道骨的太上老君。

在《龙须沟》《茶馆》《雷雨》等新中国“压箱底”的经典话剧中，他塑造了其中最重要的几个角色。北京人艺创造了中国话剧的经典，郑榕和于是之、朱旭、蓝天野、黄宗洛、朱琳等演员一起，就是这经典的一部分。

如今，《茶馆》的几位首版主演俱已谢世。“松二爷”黄宗洛、“王掌柜”于是之分别于2012年、2013年辞世，“秦二爷”蓝天野和“常四爷”郑榕都告别于今岁。

从此，首版《茶馆》成绝响。

常四爷的硬气和周朴园的柔软

郑榕的表演生涯充满着自我否定与革命。如果一位观众看过他在不同阶段对同一个角色的诠释，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他的表演风格改变之大，竟像是在饰演几个完全不同的角色。

就拿《茶馆》里的常四爷来说，他起初对这个角色的兴趣，是因为常四爷的外型。他年轻时看过一出清装戏，被一位身段优美的长辫角色吸引，而八旗子弟常四爷出场时也穿着漂亮的清装服饰。常四爷性格硬气，一开始表演时，郑榕流于表面，老是提气挺胸、横眉冷对，塑造成了“张牙舞爪、高声粗气”的形象。“文革”以后开始为演出录像，1982年，谢添准备拍摄电影《茶馆》，郑榕在演电影之前先看了舞台录像，第一次看到自己在台上舞眉弄眼、张牙舞爪的样子，羞愧得无地自容。

他琢磨再三，发现自己对常四爷的硬气一直没有理解通透。常四爷在第一幕中是个旗人小官吏，他坐茶馆是为找乐子去的，而不是为了惹事生非、寻衅斗殴。所以他的硬气一开始是藏着的，被激怒了，藏不住了，才会爆发出来，人物的层次感也出来了。

对人物的理解每深入一层，郑榕的表演都会发生变化。譬如《雷雨》中的周朴园，起初郑榕只是脸谱化地将其塑造为一位虚伪自私的资本家，他自己本身都不认同这个人。几十年不断打磨，他自己也从一个年轻人蜕变成退休老人，对周朴园有了更深的共情，将他当成一个正常人来理解。

曾经在大讲阶级斗争的氛围中，周朴园和周萍父子被定性为一二号反面人物，鲁侍萍和鲁大海则是正面人物。唯恐观众认为阶级斗争意味不浓，郑榕也极力凸显周朴园的阶级敌人形象。改革开放以后，《雷雨》的这个支点也丧失了，郑榕开始重新思考周朴园的动机。

在整理重排《雷雨》时，复排导演夏淳对郑榕说，周朴园不应该自始至终板着脸。夏淳重新探讨了第一场周朴园回家时的心情，他主要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和家人团聚。于是郑榕改变演法，让周朴园认真关心每一个家人。

归根到底，郑榕对人物的理解，就是将人物放到具体时代的情境中，将他们还原为一个个正常人。

《西游记》中的太上老君，对他而言只是一次无心插柳的尝试。1982年，《西游记》剧组请他担任表演顾问，指导演员的表演，剧组演员多是出身于戏曲行业，他们拍戏时，郑榕就坐在旁边一个板凳上，偶尔指点两句，他谦虚地称自己并不懂戏曲，起不了很大作用。后来，《西游记》导演杨洁趁机请他演太上老君，他没有推辞。几年之后，电视剧《三国演义》开拍，郑榕也被请去做了几集的表演执导，并且演了孔融一角。

1984年退休以后，郑榕的舞台工作减少，更为频繁地接演影视剧，在镜头前扮演大量从未尝试过的角色。他在电影《谭嗣同》中饰演过晚清重臣荣禄，在《楚天风云》中扮演董必武，参演过的影视剧还包括《大决战》《周恩来》《谢觉哉办案》《直奉大战》等。

回忆起来，他觉得太上老君这种只能演出一次的角色，其实并不难，真正难的还是《龙须沟》这样的话剧，他需要用一生去诠释。

中国的戏

郑榕80岁之后患上腰疾，走路得弯着腰，后来坐上了轮椅。2012年，北京人艺为庆祝建院60周年，请出这批元老级演员排新戏《甲子园》。郑榕告别舞台多年之后重新出山，是坐着轮椅演完这出戏的。他晚年时深居简出，曾对来访者说，自己正在研究焦菊隐。

郑榕对焦菊隐的感情，或许也渗透着对那个创业年代的怀念。以焦菊隐为旗手，那一代戏剧人摸索出了中国民族戏剧的模样，以北京人艺为阵地，影响了后来中国话剧艺术的走向。郑榕是创业者中的一员，创业的起点就是《龙须沟》。

1950年，在新中国成立的积极氛围中，老舍写了一部话剧《龙须沟》，通过一条臭水沟的旧貌换新颜，展现水沟旁一群穷人的命运之变。这是北京人艺建院的起家戏，人艺特意将著名戏剧导演、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主任焦菊隐请来执导。

焦菊隐是契诃夫的中国“学生”，他向往契诃夫戏剧中抛弃刻板束缚、表现现实生活的力度。一看到鲜活的《龙须沟》剧本，他就知道机会来了，他要借此革新中国戏剧。

解放初期，话剧圈人人崇拜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其著作《演员的自我修养》几乎人手一册，但真正能够领会其中要义的人却寥寥无几。郑榕曾经回忆，焦菊隐进入人艺后，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否定外部形象，只谈人物思想。一准备排练，演员们就开始做桌面工作，分析人物的思想、阶级、背景，认为过去话剧注重形象创造是形式主义，要加以批判。

这就造成舞台上出现“表演情绪”——“角色没有性格，没有行动，没有目的，只在一味情绪化地慷慨激昂地说台词，并且演员说一句话，在脑袋里想半天，全是在表演情绪。”焦菊隐认为这恰恰违背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他改变演员的表演方法，不搞桌面工作，而是深入体验生活，重点是观察生活中人物的形象和动作。

曹禺之女、编剧万方记得，郑榕曾说过表演《雷雨》时惹急曹禺的一次经历。当时他习惯“憋情绪”，做动作前总要若有所思地琢磨半天，曹禺受不了了，在一次排演时冲到后台，对郑榕低声喊叫：快！快！受不了！我的剧本没有写那些东西！“演员在舞台上要真的找到人物，通过行动表现心理，而不是一味地在那儿琢磨。郑榕老师说，这是他当时一个极大的收获。”万方说。

为了消除“表演情绪”这个时代的烙印，焦菊隐把演员派出去体验生活，学习生活中真正的人物。他给每人发两本演员日记，记录体验生活的感想。郑榕饰演的赵大爷是个思想积极的泥瓦匠，焦菊隐提醒他去找泥瓦匠的职业特点。但郑榕一开始不得要领，回来后排戏，还是用程式化表演方法“蒙混”，焦菊隐见他在舞台上伸着两臂不知所谓地摆来摆去，不留情面地责问他：你在干吗？抓蚊子吗？

他提示郑榕，泥瓦匠虽然整天和泥、水打交道，但身上不能见一个泥点，要是有泥点，就会被人说不会干活，所以泥瓦匠的打扮比别人都整齐干净。后来，郑榕演的赵大爷第一次出场，就是坐在椅子上，用扫帚把鞋子上的土磕下来，然后用扫帚、簸箕把土收起来。“这些行动上的细节、人物的职业特点，都是焦菊隐教我观察，教我在生活中去寻找到的。”郑榕回忆。

从创作到表演，《龙须沟》都是一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戏，演出大获成功，成为人艺第一部保留剧目和中国话剧史上一次划时代的演出。这出剧得到“在新话剧艺术的实践里迈进了一大步，奠定了坚实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基石”的好评。

体验生活的传统就此延续了下来，几年后演《茶馆》，演员们也到北京尚存的小茶馆里泡着。郑榕常去东四的一家小茶馆，只有三四张桌子，喝茶的人也不多，大都是常客。郑榕去时，猛地看见他这么一个穿着干部服的陌生人走进来，茶馆里的人便都不言语了。连去几天之后，茶客们才放松下来，继续谈天说地。

在茶馆里，郑榕遇到了一位总爱独自喝茶的孤独老人，他身材魁梧，满脸皱纹，总在阴暗的角落里木然独坐。郑榕有一次坐到他对面，与他同桌喝茶，几天之后，老人家终于小心翼翼地跟郑榕说了一句：“他们（指解放军）这都是打南边过来的。”郑榕听了一愣，然后才悟到，老人脑子里装的还是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时的事。常四爷在《茶馆》第三幕中忧国忧民的心理状态，以及老年常四爷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不满和谨慎，似乎浮现在这个老人的脸上。

七十岁之后才懂《雷雨》

直到1997年，郑榕最后几场饰演周朴园时，才感觉自己演对了。此时，他已经演了将近400场，早已是观众心中的最佳周朴园。

在那之前一年，曹禺逝世，郑榕写了一篇深情的怀念文章《一份未完成的答卷》。他写到自己在演出曹禺剧作中所获得的巨大收获，话题谈及周朴园，他却认为自己一直没有塑造好这个人物。1985年，他拍摄过《雷雨》电视录像，比1979年演出时的录像已经自然很多，但仍感到有两处不足：一是鲁侍萍追述往事时周朴园不应起身避开，仍然呆坐原处，让观众透过他的眼睛看到两颗心正在靠拢，这才符合思想逻辑；二是周朴园向侍萍申辩自己并未忘情那段，正是周朴园真情流露的刹那，此时不能有半点虚伪……“可惜我已进入迟暮之年，这份答卷恐怕难以在舞台完成了，请先生见谅。”他伤感地写道。

幸运的是，第二年他就获得了机会。1997年，纪念曹禺逝世一周年，北京人艺再度演出《雷雨》，请郑榕和朱琳参加演出。73岁的郑榕大喜过望，反复重温历次演出录像，着重揣摩对手戏演员的台词，寻找自己的内心反应。

那次演出，熟悉这出戏的观众发现，郑榕通过大量细节的调整，演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周朴园。与鲁侍萍相认的第二场，当一步步逼近真相，以前两人的距离越拉越远，演到“侍萍，是你”时，为了制造表演高潮，周朴园穿过半个舞台直扑过去，相认之后又马上变脸：“（忽然严厉的）你来干什么？”而现在，演到“侍萍，是你”时，郑榕一下放松下来，是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接下来的“你来干什么”也不再是质问，而是真诚的关心。同样的台词，被他演出完全不同的味道。

好莱坞华裔演员卢燕看了排练后说：“我一生看过多次《雷雨》，这是我最满意的一次。”郑榕也了无遗憾了，在舞台上刚刚弄明白周朴园是怎样一个人，已经接近退休，而老天又给了他一次机会，诠释了他晚年心中真正的周朴园。

那些反映旧时代的经典话剧，正是郑榕这一代人经历过的生活。他舞台上的举手投足间，沉淀着对往日时代的个体记忆。

在《雷雨》中，濮存昕演周朴园的儿子周萍，他曾在采访中讲过一个有关郑榕的故事。郑榕小时候，家里突然要搬家，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听说是邻居长辈来告状，说郑家少爷勾引他们家的寡妇。而郑榕这位少爷那时候还是个孩子。他后来突然想起，有一天在阁楼上玩耍，看到隔壁家刚刚过门的寡妇正巧也站在窗口。那家人原本想用这个媳妇冲喜，让多病的儿子多活几天，没想到刚过了门儿子就死了。新妇成了寡妇，被关在楼上不许下楼，每天有人按时送饭，像宠物一样饲养。有一天下雨，这个女人站在窗边看着雨，推开了窗。郑榕很好奇，怔怔地看着她。只见女人慢慢地、一件一件脱光了上衣，伸手接雨，探出头去，把发髻都散开，任凭大雨淋湿头发……

这一幕成了郑榕的童年记忆。他后来演《雷雨》，觉得那个寡妇就是蘩漪，曾出现在他生命的某一瞬间。“我们今天的演员们，谁体会过这样的痛苦。这种死不了的苦，如果没有郑榕老师给年轻一代讲述，50年以后再演雷雨的话，蘩漪可能就离我们很远了。”濮存昕说。

郑榕少年时在天津读书，认识了一个女孩子，通过三封信就断了，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革”以后，他打听到她的情况，听说她过得很不容易。后来他到天津演出，送了两张《茶馆》的票给她。她来看戏，他从大幕缝中看到了她。这次久别重逢，也让他领会了周朴园与鲁侍萍相认的感觉，“既不是旧情复萌，也不是怕招来麻烦，而是一种同时天涯沦落人的同情，你死我葬、你生我养的情愫。”

到此时，郑榕已经与周朴园融为一体，“我就是周朴园，周朴园就是我。”在台上他已分不清自己和周朴园的界限，演到最后，家庭突然的变故给予他精神上的一击，他呆立在场中，观众也一片静默，咳嗽的声音都没有。他突然觉得观众和周朴园贴近了，这是一生难求的戏剧之神降临的时刻。

人生如戏，走进一个角色，他用了一生的时间。

参考资料：《舞台之光：郑榕传》（李娟娟），《郑榕：在现实主义视野中重审“话剧民族化”》（《中国文艺评论》陶璐），《语言脱离生活就是死的》（《中国戏剧》刘平），《专访濮存昕：在告别舞台之前，我要送给人艺这部戏》（瞭望智库，王乙雯）

记者：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