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关注作者：尹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梁君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责任编辑：张煜版权：《当代电影》杂志社来源：《当代电影》2022年第2期

提要：作为献礼片大年，国产电影主题性创作不仅数量质量得到明显提升，而且形成了不同的创新和产销模式。在新主流大背景下，一些具有现实关怀的影片关注民生困境，以温情态度呼应全球底层文化潮流。类型电影在强戏剧性、元素复合和本土化关联三方面取得了一定突破，文艺片等小众电影则致力于寻求更强的影院性和观众共鸣。在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新变化中，“泛主旋律化”成为创作大势，国产电影在题材深度、艺术强度与制作精度的提升上，正在进入新发展节点。关键词：中国电影主题性创作底层叙事后类型国漫

2021年，多种重大政治因素的叠加，使得这一年度中国电影的意识形态特征明显强化，不仅以表现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和进程为主题的、具有“献礼”性质的“主旋律”作品从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明显提升，出现了《长津湖》《穿过寒冬拥抱你》《1921》《中国医生》《我和我的父辈》《革命者》《守岛人》等一系列代表性作品，而且不同类型、不同题材电影作品也都呈现出自觉的“主旋律”倾向，无论是《悬崖之上》《峰爆》《扫黑·决战》这样的类型片，还是《雄狮少年》这样的动画片，《大学》《九零后》这样的纪录片，都体现了“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英雄、讴歌人民”的创作导向。与此同时，一批中国电影也在相对温和、温情的风格中，甚至在相对假定性、寓言化的叙事中，关注大时代下普通人的生存境遇、边缘生活、人性挣扎、亲情冷暖，从年初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你好，李焕英》《刺杀小说家》《风平浪静》《人潮汹涌》到后来的《关于我妈的一切》《我的姐姐》《第十一回》《误杀2》《扬名立万》等等，都在主旋律之外提供了更有现实穿透感的影像呈现。在意义表达的独特性、艺术创作的完整性和制作工艺的完成度上，这些影片也体现了在当前文化境遇、社会环境和工业体系条件下的最好水平。这一年，《长津湖》虽然在票房上打破了由《战狼2》所创造的最高票房纪录，并创造了一种家国情怀与战争英雄合为一体的情感共鸣，但从整体上说，具有强烈思想震撼力、深刻历史和现实穿透力以及巨大艺术感染力的电影力作依然还在观众期待中。

一、主题性创作：追求主旋律与大众化的最大公约数

一批与建党百年相关的主题性献礼影片陆续推出，是本年度最突出的电影现象。2021年全年，献礼影片上映近30部，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我和我的父辈》（票房14.7亿元）、《中国医生》（票房13.3亿元）、《1921》（票房5亿元）、《革命者》（票房1.4亿元）、《守岛人》（票房1.4亿元）、《三湾改编》（票房4591万元）、《我的父亲焦裕禄》（票房3107万元）、《童年周恩来》（票房1420万元）、《红船》（票房1116万元）以及《穿过寒冬拥抱你》（票房预估10亿元）等，特别是国庆期间上映的《长津湖》，以近58亿元的票房成绩，打破了2017年《战狼2》所创造的57亿元中国市场最高纪录，显示了头部主题性电影所产生的影响力。（一）主题性创作的三种形态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不断成熟，以及电影在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包括献礼片在内的主题性创作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创作的重要路径。2021年，围绕建党百年而展开的主题性创作数量众多、题材多元。根据创作生产定位和题材特点，这一年的主题性创作可以分为三种形态：其一，头部新主流电影。这类电影通常是国家电影局所列“重点项目”，也可以说是电影的“国家工程”，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高度重视，投资成本高，主创阵营豪华，大公司主导，发行宣传档期最优。2021年，这类影片以《长津湖》《穿过寒冬拥抱你》《中国医生》《我和我的父辈》《1921》《悬崖之上》等为代表，投资规模都在5亿元、甚至10亿以上，采取新主流电影“主流价值+主流市场”的创作定位，既打造主题创作和献礼片的标杆，也成为电影市场的头部。其二，现当代英模和时代主题类影片。2021年的英模片如《守岛人》《我的父亲焦裕禄》等一方面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作传统，但同时对人物内心和人物真实感塑造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避免了传统的“高大全”式人物的概念化，以低起点和身边人的视角，努力还原人物平实、质朴和人性的一面，打通了平凡而伟大的叙事逻辑和情感路径。其三，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当代重述，这尤其体现在以百年党史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为原型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如《革命者》《红船》《三湾改编》以及根据红色经典改编的《铁道英雄》等等。这类影片主要是对建党百年历史进行的影像书写和当代讲述，承担着延续经典叙事、配合献礼主题的功能。由于创作和制作水平差异较大，这类影片的市场影响和社会反响也有很大落差，部分影片因为电影观念陈旧和定位模糊没有能够产生出鲜明的献礼效果。（二）《长津湖》：“军事动作片”对“历史军事片”的类型化改造《长津湖》是2021年度中国电影的票房之冠，也是中国电影市场历年票房之冠。它延续了《金刚川》的抗美援朝题材和集体创作模式，由陈凯歌、徐克和林超贤三位导演分工合作，通过“穿插七连”捣毁美军“北极熊团”团部的真实故事改编，展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残酷，塑造了伍家兄弟、雷公、梅生等一批志愿军英雄形象。该片以微观战斗写宏观战役、基层官兵写重大题材、枪战动作类型写真实历史事件，形成了重大题材创作的新模式。其动作化、戏剧化、视听化的效果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但其类型化、假定化、奇观化的叙事方式也引发了一些关于历史、电影、商业性关系的争议。影片一方面在服化道等方面尽力还原历史，另一方面则综合运用了各种视听要素极力渲染战争的激烈和残酷。此外，影片也试图在一个类似家庭的气氛中塑造不同人物的性格，伍千里和伍万里之间的兄弟情谊、雷公与七连战士们之间的父子之情，以及梅生对于妻女的怀念，都令人动容，也让困难与牺牲更具感染力。影片还将穿插七连的微观故事嵌入了抗美援朝的宏观历史之中，展示了毛岸英、杨根思等一批有名有姓的真实历史人物的相关场景。虽然这能够帮助观众将影片与他们之前熟知的历史进行联结，但也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叙事的流畅性和影片风格的完整。《长津湖》在战争类型片与历史战争片的两难选择中，似乎还需要找到更有机的平衡点。（三）《我和我的父辈》：探索组合式创作的有机构成《我和我的父辈》（以下简称《父辈》）延续了《我和我的祖国》与《我和我的家乡》导演集锦式的影片创作模式，用短故事集合完成献礼和主旋律表达。《父辈》由四个篇章构成，每个故事时长都拉长到30分钟左右，单片体量相比于前两部来说明显增加。四个故事，在类型化上具有更加明确的定位，军事动作片、情感片、喜剧片、科幻片形成了一个组合。影片叙事模式也有所改变，相比于《我和我的祖国》围绕核心场景的记忆唤起，《父辈》的线性叙事更加明显，场景也更加丰富，正剧式的戏剧性冲突是故事的重要构成。同时，在情感设定上，前两个故事是具有悲剧色彩的正剧，后两个故事则是现实轻喜剧和科幻轻喜剧，试图最大限度地实现情感差异化和极致化效果。

《我和我的父辈》剧照四个故事的组合逻辑，既有时间线索，也有类型配置。四个故事风格各异，特征突出，带给观众不同的选择和满足。但拼盘式、类型化的电影模式，缺乏观众期待、故事悬念、人物动机的内在一致性，使得为集锦而集锦的创作模式在失去创新的新鲜感之后，艺术感染力和对观众的吸引力都有明显下降。对于“我和我的”系列来说，找到“我”的组合之间、“小我”与“大时代”之间真正的内在联系，并用这种联系去赢得观众的认同，将是对这种形态创作的重要考验。（四）从《中国医生》到《穿过寒冬拥抱你》：刚柔相济的抗疫叙事2020年的新冠疫情，是全球性的大事件，而武汉作为这次事件的中心，成为了本年度电影创作的重要主题。《中国医生》和《穿过寒冬拥抱你》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记录”了武汉日夜。前者，从医护视角正面表现武汉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以及全国人民支持下抗疫斗争的过程以及医者仁心的精神；后者，则从普通人的视角多维度地表现在疫情大背景下，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不同境遇的人们所经历的生离死别和对生命、对生活、对人生意义的重新发现。前者更接近灾难类型片的形态，后者更接近生活伦理片的风格，一个气质刚毅悲壮，一个则更加柔韧深情，共同构成了武汉抗疫一刚一柔的交响曲。《中国医生》以疫情爆发初期的武汉为原型，通过疫情灾难片的叙事模式和真实改编的创作方式歌颂了中国医护人员与共产党员的奉献和担当。影片按照新主流大片定位，聚集了强大的演员阵容，袁泉饰演的文婷主任、张涵予饰演的金银潭医院罹患渐冻症的院长张竞予，以及易烊千玺饰演的青年医生等都令人印象深刻。影片按照时间顺序、聚焦抗疫过程中的层层危机困境，真实还原了诊疗现场，用冷峻而快节奏的寥寥数笔复现出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的武汉乃至全国的社会气氛。此外，影片还全景式地展现了上海、广州等地支援武汉和社会各界为抗疫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当然，由于影片的时间跨度长、人物和线索众多，影响了影片的完成度尤其是戏剧性力量的传达。《穿过寒冬拥抱你》由薛晓路导演，以疫情为故事背景，刻画了不同关系、不同家庭的人物群像，表现了人们对生死、友情、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深情体悟，表达了人间的真善美以及相濡以沫的温暖和力量。影片既有温度，也有情感深度。在创作立意上，影片以一个非凡的大事件为背景，书写身边普通人的故事。“穿过寒冬”并不完全是一部抗疫题材电影，它虽以疫情为背景，但更多着墨于中国普通老百姓在重大灾难性事件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态度，以及人与人之间自觉发生的相互帮助、相互关怀。疫情之下，影片没有回避创伤，但也没有从正面去渲染这种创伤气氛，反而更多的是展现温暖，传递社会温情、人间大爱。疫情打乱了整个社会的运行节奏，也提供了让每个人进行自我反省、重新梳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契机，在另一个层面推动凝聚社会共识、激发社会共情。虽然镜头对准的是一个个普通人，但是武汉抗疫全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环节并没有缺失。封城76天后，武汉解封，地铁恢复运行、商店开门营业，一切城市生活重启。这些关键场景和事件在影片中的重现，唤起了观众内心强烈的情感共鸣。观众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再次见证了疫情暴发初期，国家和人民所经历的那场艰难的“武汉保卫战”。“以大写小，以小见大”的创新式表达极好地将人民故事与时代故事有机融合，是对“中国密码”的一种解读。在艺术处理方式上，影片通过一群可信、可爱、可敬的普通人形象摆脱了符号化和概念化的套路，成为一种具有“扎根性”的创新尝试。这种“扎根性”体现在人物的角色设定、语言、行为、性格，以及对人与人关系处理的具体细节之上。虽然影片由于多线索交叉叙事，而且对一些敏感事件和氛围也做了一定的过滤，使其在人性的深度和现实的厚度上有所减弱，没有将这一题材的厚重性、震撼性充分表达出来，但是其艺术完成度、人物刻画力以及中国人精神的传达，都体现了电影的成就。（五）从《革命者》到《1921》：主题性创作的当代性、青春化探索努力寻求历史与现实、立场与史实、艺术与市场之间的平衡，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大众化、时代化表达上也出现了新的探索。《革命者》在艺术创新上受到关注。为观众塑造“熟悉而陌生”的艺术形象，艺术创新难度很高。鲁迅先生在《守常文集》序言中曾写道，李大钊“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1）这种复杂性正是创作者进入人物的起点。影片采用了李大钊牺牲前38小时倒计时的时间轴设定，加上他与陈独秀、张学良、蒋介石、毛泽东、报童、庆子等八组人物关系的放射性结构，点线结合、以点带面，展现了李大钊平和、朴实、敦厚并能够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亲密无间的性格，完成对李大钊的性格、人品、情感，特别是理想、信念的塑造，使其成为所有影视创作中最为丰满、最有光彩的李大钊形象。与这样的结构相适应，更是与表达理想信念的主题相适应，这部电影在审美风格上，采用了由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等苏联导演在《十月》《战舰波将金号》《母亲》等作品中所倡导的蒙太奇风格，（2）大量的对比蒙太奇、交叉蒙太奇、平行蒙太奇等，体现出镜头与镜头的组合、段落与段落的对比、写实与写意的交织，各种象征隐喻手法扩展了文本的意义空间。影片中铺满红旗、红旗下举起镰刀斧头的场景，也是典型的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式的造型风格。抒情性、表意性、渲染性使这部电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戏剧性电影，而是一部以情绪贯穿的诗电影。（3）当然，对于传记片来说，人物的深度应该首先来自于人性的深度；对于历史题材的作品来说，艺术的力量必须首先来自于历史的质感。人性深度与历史质感是主题性电影创作未来需要更好解决的艺术问题。《革命者》虽然对人物立体性有所展示，但是人物性格的内在性、人物的成长性、人性的复杂性以及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真正的冲突性，在影片中都表达得相对概念和表面。这使得这部电影的写意性大于了其传记性，诗意大于了历史，观众接受门槛相对较高。如何达成写实与写意、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创作者的主观意愿与观众的客观感受之间最大限度的融合，仍然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相比于单一人物传记，《1921》致力于呈现建党时代的早期共产党人的群像，呈现了“什么样的人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历史情境。《1921》追求历史的人物化、风格的青春化、叙事的类型化。导演、编剧黄建新谈到，这部影片“要通过电影自身的魅力，呈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这些角色是包含了历史真实和创作空间的集合。我还是希望电影能进入‘叙事人物’的状态，而不是单纯的‘客观介绍历史’的状态，用生动的电影语言向观众展现1921年的波澜壮阔，这些影像会同今天的观众达成一种心灵上的共鸣和继承”。（4）电影不再是历史事件的电影，而是人物群像的电影。以李达和王会悟为主视角，观众看到了陈独秀与李大钊、何叔衡与毛泽东、毛泽东与杨开慧等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见证了当年这一群胸怀天下、热血沸腾的青年人的精神气质。虽然李达与王会悟的视点在影片中并没有完全贯彻，全知性视点与限制性视点的统一没有完全形成，但人物群像始终是影片的焦点。许多由于后来政治身份变化出现争议的早期中共党员，在这部影片中也有了更多的出场机会。人物让历史变得丰富和鲜活。当年这群最早的共产党人，大都是20—30岁的热血青年。青春化成为对历史的一种准确还原，许多激情洋溢的场面充满“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青春气息。影片起用了与当时这些历史人物年龄相仿的一批青年演员，让演员与角色共同演绎时代青春。当然，由于青年演员在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上有一定差异，呈现给观众的结果也会良莠不齐。为了与观众的观看趣味更加契合，这部影片也采用了一些类型电影手法，强化了悬念对叙事的推动力。特别是共产国际代表被追踪和反追踪的段落，类型片化的追车动作场面，都反映了创作者试图使电影接受面最大化的努力。当然，悬疑性被放大也会带来一些质疑，类型的假定性与历史的真实性之间有一定的冲突，观众在这类影片中并不预期看到“速度与激情”，而是试图了解历史本身更加真实的戏剧性，类型化风格有时反而会伤害历史的质感。

《守岛人》剧照《守岛人》和《我的父亲焦裕禄》则代表了传统英模片的新探索。前者以王继才夫妇32年为国家守岛的事迹为基础，最大限度地采取了贴近现实、还原现实的方式进行人物塑造。影片摒弃了人为拔高和强行戏剧化等英模片常见问题，踏踏实实地将守岛的日常性、单调感和平凡色彩用影像展示出来，在生活的平淡中展现出理想、信仰和爱情的可贵，由此完成了新时代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尝试。《我的父亲焦裕禄》是一次“新瓶装旧酒”的艺术尝试。对于焦裕禄这个老少皆知的模范人物，影片的主创独辟蹊径，通过“女儿”的视角，首先将焦裕禄还原为一个父亲和丈夫，从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碎片出发，去探寻和解答一个伟大共产党人的信仰之所由。两部影片都通过立体生动的人物塑造去打破英模片的刻板范式，艺术创新精神也得到了包括“金鸡奖”在内的提名、获奖专业认可。如何让主题性创作与大众化表达求得最大公约数，一直是对艺术创作的重要考验。献礼片在创作主题上有明确的规定性和指向性，如何在观众相对熟悉的题材、故事、人物、主题上发现新的审美价值，提供新的审美体验，产生新的时代意义，并且为市场所接受、为观众所接受，无疑是道复杂的必答题。建党百年的献礼片显示了创作者们自觉的创新追求。有的转换新的叙事角度，有的建立不同的审美风格，有的更加强化个体性的介入，有的追求更加诗意的表达，有的注重现实主义的质感，当然，更多的是努力寻求常规故事的类型化表达。在大历史的微观化、典型人物的平凡化、故事的戏剧化、情节的类型化、风格的多样化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也探索了整合资源、组合创作、大制作支撑、明星加持、以及叙事更具现代节奏感等等生产和创作方式。主题性创作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社会共同历史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题材只能决定电影的重要性，不能决定电影的艺术性，更不能决定电影的影响力。随着主题性创作的题材空间逐渐饱和、创作惯性渐渐形成，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也比较突出，除少数优秀作品之外，题材重复、人物脸谱化、主题概念化、桥段僵化、修辞造作、戏剧套路等等现象也比较常见。是否能够达成思想深度、历史深度、艺术深度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类电影的未来走向。

二、困境关怀：穿过寒冬温暖现实

近年来，全球弥漫着一种关注社会底层、关注公正平等的“左翼思潮”，这种文化对电影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近年来“奥斯卡”获奖影片《小丑》（美国）、《寄生虫》（韩国）以及最近网飞平台播出的韩剧《鱿鱼游戏》等以底层丛林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全球化和资本化大潮之后，人们对社会公正性的焦虑、恐惧和关切。与这种文化相一致，面向普通平民、边缘人群、若明若暗的社会角落，在2021年，一批具有底层关切的国产影片引发了关注。继前几年《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少年的你》《风平浪静》等作品之后，韩延导演的《送你一朵小红花》（票房14.3亿元）以身患绝症的青年人情感和命运为题材；路阳《刺杀小说家》（票房10.4亿元）在套层结构的想象中表现了弱者对强者的绝地反抗；刘循子墨的《扬名立万》（票房9.2亿元）以放置在民国背景中的一群落魄电影人“破案”的故事，表现财富对人性的践踏；饶晓志的《人潮汹涌》（票房7.6亿元）以杀手和群演身份互换为故事设定，体现底层生活的尴尬与挣扎；年末的《误杀2》（票房预估10.4亿元）在“异国”背景下，以移植器官被官商医勾结所抢占为背景，表现一个普通人为儿子的铤而走险、拼死一搏······这些作品都带有一定的“黑色氛围”，甚至有一些超越现实主义的“荒诞性”。无论是放到“民国”的时间错位，还是放到东南亚的“空间”借用，其实都是一种叙事策略，其核心依旧是表达“弱势群体”的生活、命运、挣扎、搏斗，在鸡飞狗跳、阴差阳错的生活中，表达对非主流人群和非主流生活的关注和关怀，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人们对社会秩序、社会正义的现实感知。尽管这些作品由于种种复杂的内外部原因，还有些含糊其辞的闪烁，但是其人物塑造的强度、视听表达的现实质感，依然体现出中国电影超出“娱乐性”的另一种意义。（一）“小人物”命运与底层视角困境关怀主题的崛起，决定了“以小人物为本位”的创作视点。大多数影片中的主要人物都具有平民性，以普通人甚至是社会边缘身份作为故事起点，从基层和底层的视角展开叙事。除了上述影片之外，动画电影《新神榜·哪吒重生》（票房4.6亿元）的主角李云祥出身“东海市”的底层，目睹了普通人的生活困境，天生富有反抗精神；《雄狮少年》（票房预估2.4亿元）对于现实生活的描摹和具有现实质感的“衰”青年的励志成长叙事也开创了中国动画电影的新领域；《辑魂》（票房1.11亿元）中张震饰演的主角罹患癌症晚期，但为了临近出生的孩子却需要重返工作岗位，病痛折磨下的普通人从影片开场就沉浸在失望、灰色和未知的情绪下。甚至是《守岛人》和《革命者》这样的以英模人物和建党时期的革命先烈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影片，也在人物的日常性方面下足了功夫。与此同时，小人物视点带来的“困境感”，也是这类民生关怀作品的共性。《误杀2》将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或是至少在社会新闻中感同身受的关于医疗和生命的焦虑，用类型化的方式进行了表达和宣泄。在这部影片中，父亲作为末流编剧最终只能铤而走险借高利贷筹措巨额手术费，但他的妻子却偶然听到了秘密对话，原本属于他们的心脏被其他人劫走了。愤怒和悲伤是这部影片对于观众的最大情感冲击，它来自于影片悬疑故事背后所反映出的现实议题和现实困境。这唤起了大部分观众的同理心，很多观众在影片的后部半段是流着泪水看完的。现实生活中对于苦难的感知与真实经验，被影片的戏剧性冲突和人物设置很好地调动起来，而肖央所饰演的善良、坚韧的小人物（父亲）则让大多数人感同身受，甚至愿意原谅大团圆结局的逻辑偏差、去相信一个美好的结果。（二）冷基调、暖亮色的创作态度困境关怀主题作品的集中出场，也体现了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适应疫情之后人们向家庭寻求温暖的感受。几千年来，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家”，在几乎所有的大灾大难、大变大改的时候，都是中国人最后的情感庇护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文化具有生命韧性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这样的DNA认同，这批影片虽然制作成本不高，但观众接受界面很宽。在家庭氛围浓烈的春节档推出的《你好，李焕英》（票房54.1亿元）甚至成为年度票房第二、有史以来票房第三的爆款影片。相对于喜剧元素，影片吸引观众的核心原因首先在于家庭片和年代剧混合之后所包含的“家庭亲情+集体记忆”的双重机制。在影片后半段，通过李焕英自己也是穿越回来的这样一个情节转折，重新确证了平凡生活的温暖和伟大，从而通过情节设定达成情感宣泄，为当下中国观众提供了心灵抚慰和重新拥抱生活的愿望。可以说，平凡生活中的集体记忆和真挚情感，成功地让这部技法上并不惊艳的导演处女作成为了春节档最受市场欢迎的作品。除了《你好，李焕英》之外，表现普通人生活的现实题材影片，如殷若昕导演的《我的姐姐》（票房8.6亿元），以及薛晓路导演的《穿过寒冬拥抱你》等，都体现了“温暖”现实主义态度。它们在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创伤、生活苦难时，不约而同地体现了一种“温情性”，唤起了夫妻、父子、姐弟等血缘亲情，用“拥抱”来对抗寒冬，用相濡以沫来推己及人。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仁爱基因，一方面也成为对现实困境的有效弥合。值得一提的是，纪录片为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方阵提供了重要补充。孙虹、王静等导演的《大学》（票房800万元）、许慧晶导演的《棒！少年》（票房789.6万元）、徐蓓导演的《九零后》（票房1158万元）、曹金玲等导演的《武汉日夜》（票房2430万元）等，都从不同角度记录了普通中国人在历史和时代大背景下的生活和选择。这些纪录片在人文主题开掘、纪录手段探索、制作形态成熟、银幕强度提升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为中国电影成为时代记录者留下了难得的影像备忘。近年来，好莱坞商业电影在中国之所以风光不再，固然有供给保障、文化折扣等方面的原因，但究其根本，还是电影观众对于单纯商业娱乐影片的不满足。一些人文性和社会性议题的国产影片，虽然商业成色并不显著，但恰恰是对于民生和阶层主题的真诚思考和艺术呈现打动了中国观众，获得了口碑和票房的成功。这些关注现实、底层生活的影片，有的采用“寓言”体形式，有的采用穿越手法，有的采用时空错位策略，甚至采用“荒诞喜剧”的方式，试图在表达人性和社会的同时，传达出现实的穿透力和刺痛感。无论是今天这样一个凯歌嘹亮的新时代的亮色背景，还是大众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想象，以及我们创作环境和体系的客观要求，都决定了现实关怀电影的基本格调，即便在表现个人、家庭最极致的困境时，都需要灌注一种向上向善的价值引导。所以，这些影片最终都会提供一个“善恶有报”“好事多磨”的温暖结局，传递出向上、向善的积极性和正面性，也体现了我们身处其中的时代亮色。

三、类型与后类型：更强叙事、更本土化、更复合态

2021年，具有特定题材指向、叙事假定、视听模式和功能定位的国产类型电影，虽然没有取得整体性的突破，特别是人们充满期待的科幻片、奇幻片、武打动作片领域都没有出现标志性作品，但在混合类型、谍战悬疑片、灾难片等方面则有了新的收获。类型电影正在向戏剧性更强、元素更复合、叙事更复杂、表意更复调、现实的关联度更自觉的“后类型化”阶段演进。传统类型如谍战片《悬崖之上》（票房11.9亿元）、灾难片《峰爆》（票房4.4亿元）、港产警匪片《怒火·重案》（票房13.3亿元）等在视听水平和工业化水准上持续升级，而混合和叠加了多种类型特点的后类型电影，如《唐人街探案3》（票房45.2亿元）、《刺杀小说家》《人潮汹涌》《扬名立万》《误杀2》《不速来客》（票房6733万元）、《白蛇2：青蛇劫起》（票房5.8亿元）等，都引发了不同档期的观影热潮和观众群体的激烈讨论。（一）追求强戏剧性和复杂叙事追求更加复杂的叙事结构，增加故事的悬念强度，可以说是本年度类型电影最重要的现象。《悬崖之上》的事件高度密集，悬念线索也此起彼伏；《唐人街探案3》也是多重线索、多种风格、多种文化混合叙事；《刺杀小说家》是现实与虚拟现实交叉演进，彼此参照；《扬名立万》则是密室逃脱+剧本杀的多重反转；《不速来客》更是将多次的突变和反转延续到了最后。张艺谋导演首次执导的谍战剧《悬崖之上》，在人物塑造、叙事节奏、氛围营造、视听剪辑上都体现出“大师”水准，虽然源自电视剧的过于复杂冗长的故事、人物和情节假定的合理性依然受到部分观众质疑，但整体的创作能力和制作水准，依然是2021年最有市场影响的谍战悬疑影片。从开场的伞降和枪决起，整部影片就充满紧张感。对于观众来说，绝大多数主要人物在开场后不久就已经身份清晰，但这样的全知视角反而让观众能够体会到片中角色在极端复杂状态下的小心翼翼。影片中不多的情感呈现是同志之间的拳拳之心，以及对于子女的爱，这也为大部分时间被故事情节绷紧的观影情绪提供了释放的通道。当然，影片中过于密集的事件、前后两段主要人物的重心转移、抗战时期的大时代环境的真实性、行动动机的合理性等等，依然存在一些质疑和争议。《扬名立万》是一部假定性很强的悬疑类型片。影片形态酷似近年流行的剧本杀，整部影片的绝大部分场景都在凶宅内完成，舞台感和假定性极强。影片的前半段可以视作是民国末年上海影坛的浮世绘，而进入到后半段，则急转为密室杀人式的本格推理。在整部影片中，大多数人物首先是类型化的，但随着剧情的发展被揭示出的丰富的层次感，又进一步地推动了戏剧性节奏的形成。此外，影片还嵌套了一个关于电影自身的叙事框架，并在最后弹幕时间将这群人拍出来的黑白片展现出来。可以说，这是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正像影片的曾用名一样，用“一部电影的诞生”巧妙地完成了一个悬疑叙事。影片的情境虽然设置于民国末年的电影业，但其中从业者的境遇、他们对于电影的态度、以及整体的行业与社会环境，都让观众很容易地联想到当下的社会现象。几乎所有的人物，先是在喜剧性的情境中被撕下得体的伪装，供观众取笑和评价；但在紧跟其后的危机情境中，每个人物的弧光都被揭示出来，成为了一群可爱可敬的人，观众的同情和共鸣也被激发出来。虽然故事的合理性并非不可挑剔，最后的多次反转也有些“人为”的勉强，但影片依然体现了国产电影在叙事完成度上的明显进步。

《扬名立万》剧照追求强戏剧性和复杂叙事，说明国产电影在编剧层面越来越走向立体化，电影叙事能力更加具备现代性。但在追求叙事复杂性的时候，形式感有时大于故事性，以至于一些“复杂性”更多地体现为“人为性”，在得到戏剧性强度的同时似乎失去了故事和人物合理性带来的观众认同。类型片在强情节、强戏剧性、强节奏、强视听、强表演的外表之下，如何强化人物、故事，以及环境的真实性、合理性、完整性，几乎是目前中国动作、悬疑类型电影所面对的共同挑战。（二）类型的叠加与复合类型电影的模式性越来越被观众熟知，类型和类型元素的叠加、混搭、重组、重构形成了一种后类型电影的趋势。现实与虚拟现实、游戏与反游戏、悬念与喜剧、幻想与现实、动作与爱情、青春与犯罪，这些常见的类型元素在许多影片中都得到了融合，甚至让观众有些眼花缭乱。这些方式的确为类型电影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想象空间和艺术质感，但同时也带来了观众的认知难度和创作者的融合难度。陈思诚导演延后上映的《唐人街探案3》作为一个已经深耕三年的IP，继续发挥其悬疑+喜剧+奇幻的混合类型的优势，取得了2021年商业类型片一骑绝尘的好成绩。喜剧、悬疑、推理的故事模式加上唐人街的全球-本土化的独特风情，共同打造出近年来最被市场认可的国产电影IP。影片在疫情后的第一个春节档展现出强大的票房号召力。作为一部春节档合家欢式的喜剧电影，影片的上半场专心致志地通过异域奇观和动作喜剧的方式娱乐观众，而随着案情的进展，影片的下半场则通过密室杀人的经典推理方式表达了父女亲情并加入了对社会问题的反思。相比于节节攀升的票房，观众对“唐探”系列的评价似乎显著下滑，天花乱坠甚至是夹带粗俗的笑料已经很难满足观众不断提升的观影需求，这也让《唐人街探案3》没能守住春节档票房冠军，随着后续口碑发酵，最终败给了贾玲的大银幕处女作《你好，李焕英》。幻想取向的混杂类型，包括《辑魂》《刺杀小说家》等相继出现。《缉魂》设定为发生在2030年的轻科幻悬疑影片。冷峻阴郁和大部分室内黑夜的场景设置贯穿了整部影片，而调查和揭露迷案的现代侦探本身也要面对自己的生活困境。同时，影片中的元素也足够混杂，包括了前现代的巫术诅咒、现代的监视系统、乃至于RNA修复等“后现代”的医学手段。经过一系列的戏剧性反转，人与人之间的牵挂和情感成为影片主题的落脚点。《刺杀小说家》的主体故事是一个犯罪类型，关宁（雷佳音饰）为了寻回女儿，被迫答应帮助资本巨鳄刺杀一名小说家。在犯罪类型的外衣下，影片用视听技术复原了小说家幻想作品中宏伟的想象世界，在技术实现上大幅度地提升了国产电影的水准。不过，由于影片时长有限但故事内容过多，“刺杀小说家”这条真实世界的故事线索似乎没有铺陈得特别清晰。想象的世界很精彩，但现实的世界不够清晰，这带来了艺术完成度方面的缝隙。混合类型的影片“，过载”的类型元素和文化符号，有时会影响作品的流畅性、封闭性。类型电影不能仅仅依靠加法来争取观众的最大化。过载、冗余会令观众出现接受的困惑。加法与减法，最终还是应该由故事决定、由主题决定、由叙事节奏和观影感受决定。（三）将类型焦虑植根社会现实哪里有焦虑，哪里就有类型。如果说国产电影过去还是主要在模仿好莱坞电影的类型经验的话，2021年的许多类型电影则开始将类型焦虑与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境遇联系在一起。《不速来客》是一群小人物在自我拯救过程中的自相残杀，《刺杀小说家》则是对科技和财富权力的深层忧虑······本土现实困境的植入，使类型片有了更加坚实的社会语境，这是国产类型片正在发生的重要改变。在类型叙事中，观众看到了现实处境，而且通过想象性解决，提供了对社会公平正义、人与人之间相濡以沫的叙事想象。

《扫黑·决战》剧照《扫黑·决战》（票房4亿元）由青年演员吕聿来执导，采用犯罪片的类型，根据真实案件改编，展现了基层的黑恶势力与保护伞勾结的政治生态以及对于百姓民生带来的恶劣影响。当然，影片很多情节设置都在真实性和类型化之间游移，影响到影片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但是将社会事件类型化，体现了类型电影与现实的结合。2021年出现的故事惊险、场面刺激的灾难类型片《峰爆》，虽然在故事的合理性和叙事强度的分配上受到观众一些批评，但从整体上说，叙事假定、制作工艺、人物设置都具备了类型片的完整素质，这也说明中国电影后期特效工业已经为动作类型大片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更重要的是，创作者也把生态保护、父子关系、生命价值等现实问题植入到影片之中，使惊险片有了现实的底色。即便《误杀2》这种改编自美国电影、背景在东南亚的影片，也把类型基础置于贫富悬殊、社会分层之中。从叙事上，全片从急诊室发生绑架案开始，由冲进绑架现场的女记者这一角色完成对整个事件的倒叙追溯，而绑架案发现场围观人群的态度也随着信息量的不断增大出现波动。另一方面，对于待移植心脏究竟去往何处的调查同样一波三折。绑架案现场的警匪对峙的局势也在松弛和紧张之间高频切换。可以说，借助多条人物线索并进的方式，整部影片从头到尾保持了高强度的叙事节奏，并且写出了普通人之间的情感、生活困境，以及对社会不公正的焦虑、以家为港湾的乌托邦想象······所有这一切，都使类型电影有了社会性、当下性和本土性。信息量和转折点十分密集，也为影片结尾处的父子亲情的宣泄提供了良好的情绪积累。与此同时，港产警匪/犯罪/动作类型片依然保持了高品质制作，王晶导演的《追虎擒龙》（票房2.4亿元）、跨年上映的《反贪风暴5：最终章》（票房预估5.6亿元）、陈木胜的《怒火·重案》（票房13.3亿元）、邱礼涛导演的《拆弹专家2》（票房13.1亿元）等影片，依然延续了香港警匪电影的类型特征，故事更复杂、场面更惊险、人情味更浓烈。但是，从演员到场景、从叙事风格到视听风格，观众往往都似曾相识。这带来了一定的审美疲劳，各方面的反馈中规中矩、不温不火。港产类型片缺乏内地类型片的现实本土关怀，总觉得有些隔岸观火的距离，无法引起更大的社会关注和票房反馈。（四）动画电影：国漫风格渐显雏形中国动画电影，自从水墨动画风格之后，在市场化产业化推动下，一直在学习借鉴迪士尼、漫威、DC以及日本动画的阴影中寻求突破。值得关注的是，经过近年来《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影片的带动，国产动画片越来越具有整体性突破的态势。在传统的“喜羊羊”“熊出没”之后，黄家康导演的《白蛇2：青蛇劫起》、赵霁导演的《新神榜：哪吒重生》、2021年末孙海鹏导演的《雄狮少年》、合拍的《许愿神龙》（票房1.7亿元）等，形成了可以覆盖全年档期的“动画片群”。特别是《白蛇2：青蛇劫起》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动画技术水平，将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与现代情感情绪融合的创新性，以及《雄狮少年》正在探索的中国动画风格的现实主义化和青春时尚化，可以说都得到了多方面肯定。我们甚至可以预期，动画电影，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很可能取得更大的突破，甚至对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带来更多的机会。中国动画电影逐渐开始显示出“国漫风采”。（5）2021年，追光动画连续推出了两部成人向的动画电影《新神榜：哪吒重生》和《白蛇2：青蛇劫起》。两部影片都将传统神话人物置于了现代情境中，尝试一条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新路，也同样地体现了超越单纯“动画电影”的后类型化的创作趋势。《白蛇2：青蛇劫起》以中国观众十分熟悉的金山寺之战为开头，通过具有想象力的动画手段重现了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段落，依靠IP的力量迅速地与观众期待形成呼应。影片的主体部分发生在一个虚构的“修罗城”中，这里与开篇中的神话世界观形成了鲜明反差，是一个建立在现代废墟之上的恶托邦。这一想象世界融合了佛教文化中的“六道轮回”，通过特定的外部环境强调了“执念”这一母题，并以反现代和异托邦等当代文化要素丰富了想象世界的内涵，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创造，也与当下年轻群体和网络文化具有更加亲密的血缘关系。生生世世也无法磨灭的羁绊，是这部动画电影的母题，也是具有中国意象和美学精神的电影内核。《新神榜·哪吒重生》的开场段落同样为观众建构出一个具有现代感的城市景观。缺水的东海市被四大家族控制，城市中阶层森严，贫民区与富人区之间生活条件反差巨大。这部动画电影延续了《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气质，并引入了朋克摇滚的文化元素，将转世之后的哪吒塑造成为一个天然具有反抗精神的底层少年。一系列的情节与人物设定，都明显地在迎合当下青年观众的偏好，陈述了“不想认命，就要拼了这条命”地“做自己”的主题。同时，影片依靠动画技术展开了非凡呈现，提供了炫酷的视听感受。但是，《新神榜·哪吒重生》和《白蛇2：青蛇劫起》这两部动画稍显紊乱和简单化的叙事为不少观众所诟病。影片故事中人物和线索过多，很多设定和情节交代得过于仓促，都影响了影片的完整性和观感。2021年年末的口碑佳作《雄狮少年》更是一反动画的“幻想”取向，采取了国产动画电影少见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以现实世界取代想象世界，讲述留守少年学习舞狮、磨砺自己、实现成长的青春故事。全片美术风格在写实中又具有东方的写意性，人物造型、环境刻画、人物对白都有浓郁的南粤风味，故事流畅、剪辑准确、叙事简洁、人物生动。虽然“怂小子”成“大英雄”的叙事套路有些陈旧，但动画风格的完整、艺术呈现的精细、中国精神的内核植入，可以说体现了中国动画正在走出一条“中国道路”。这一年，郭子健的《古董局中局》（票房4.3亿元）、张一白导演的《燃野少年的天空》（票房1.6亿元）、别克导演的《门锁》（票房2.4亿元），都在类型扩展、题材扩展等方面有所创新，但是由于商业资源配置不合理，故事的逻辑性缺乏说服力、形态不够完整、表演不到位等等原因，没有达到预期的市场效果。相对来说，青春爱情题材的电影在2021年虽然没有大惊喜，但依然成为观众接受相对稳定的类型。韩天的《你的婚礼》（票房7.9亿元）、陈正道导演的《盛夏未来》（票房3.9亿元）等，虽然大多还是青梅竹马、灰小伙+公主、灰姑娘+白马王子的故事套路，但是由于增加了生活情趣和现实调侃，唤起了观众的青春记忆或者青春共鸣，依然取得了预期的市场反应。可以说，中国的类型电影走向叙事更复杂、元素更复合、焦虑更现实，加上电影视听形态的提速升级、制作呈现工艺的逐渐完善，中国诞生更多优秀类型电影作品指日可待。

四、文艺片：寻求观众共情的最大化

文艺片和分众电影，是成熟电影市场和多元影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片既不同于高投入高影响力的头部影片，也不同于叙事方式稳定、市场反应可期的类型电影，而是创作者将自己对现实人生的观察、思考通过特定的艺术手段呈现出来的影片，在题材、视角、风格、形态、结构、主题上都更加具有差异性和独特性。这类影片创作的最大诉求不是电影观众的最大化，而是创作者表达的最优化。这些年，文艺片和分众电影不仅在产量上稳中有进，而且在市场表现和社会影响上也常有破圈现象出现。2021年，中国银幕上的文艺片持续繁荣。由于疫情的影响，让前些年已经完成的一些文艺片，如《郊区的鸟》（仇晟导演，2018年FIRST青年影展首映，票房49.3万元）、《兰心大剧院》（娄烨导演，2019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首映，票房2170.7万元）和《又见奈良》（鹏飞导演，2020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票房500.7万元）等，得到了上映的机会。小众电影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不仅有题材各异的文艺片和作者电影，数量众多的院线纪录电影也体现了不断提升的真实影像的创作水准，甚至像《白蛇传·情》（票房2261.2万元）这样的戏曲片也在青年群体中掀起一小股观影浪潮，登顶中国影史戏曲类电影票房冠军。（一）陌生之城的熟悉之爱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陌生之城，即便具有血缘关系的家人，也因为分工、分地、分居、分离，渐渐变成“陌生人”。如何在这种陌生之城中建立熟悉的情感，成为2021年许多电影感人的叙述。家庭题材与亲情母题相结合，是2021年国产电影的一个显著的创作取向，出现了《我的姐姐》《了不起的老爸》（票房1.5亿元）、《关于我妈的一切》（票房1.5亿元）以及跨年上映的《送你一朵小红花》等富有生活诗意和现实质感的文艺片。这些影片着力描摹了不同情境下的家庭关系，寻求与观众最大限度的情感共享。悲喜交加成为这些影片的共同体验，也让社会情绪有了一个出口，个体焦虑通过虚构故事得到宣泄。《送你一朵小红花》讲述了两位身处绝境的年轻病人的爱情和命运，同时也展现了他们所在的两个普通家庭的苦难与磨砺。虽然题材悲情，但韩延导演的这部文艺片用一种更加积极的生活态度和青年人独有的自由奔放的气质，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出色地结合在一起。两位年轻人互相温暖，在城市完成环游世界的梦想，这样闪烁着艺术和人文光芒的段落也治愈着当下中国观众。《我的姐姐》讲述了失去父母的姐姐安然面临独自抚养弟弟的困境，这个意外的责任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同时还要处理来自社会刻板印象的伦理压力。这部影片上映后连续引发关于男女平等、二胎家庭、姐弟关系等方面的社会议题，相关话题甚至多次出现在微博热搜榜单中，反过来让影片具有很强的长尾效应。这些影片不仅呈现出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情感，而且在情节设置和视听呈现方面也具备很好的影院观影独特性。尤其是张子枫、易烊千玺和刘浩存等年轻明星的成功表演，以及朱媛媛、肖央、高亚麟等老戏骨的扶持，让这两部影片打破了文艺片与市场化之间无法共存的刻板印象。从题材上讲，《送你一朵小红花》似乎更像是一部“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具有“悲剧”色彩的“丧故事”，它没有类型片惯常的强戏剧冲突和大团圆解决的结构，甚至也没有什么动作、悬疑、暴力、情色、奇观这些所谓的常规娱乐元素，它是一部具有特殊题材、独特风格、特定表达方式因而不同于大多数常规类型片的所谓“文艺片”，它却比大多数以“大众”为接收对象的所谓类型片、商业片获得了更多的大众认可，成为当月票房冠军，完成了“破圈”之旅。《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创作规律和市场表现，对于如何提高文艺片的影院竞争力、增强文艺片的传播效果，有一定的案例价值。（二）传纪片的新呈现传纪片虽然一直是电影的重要片种，但在中国，除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领袖人物和英模片之外，传纪片的文艺性，以及这种文艺性与真实性之间错综复杂的纠结，一直是国产电影创作中最大的难题。2021年，出现了《柳青》（票房357.8万元）、《梅艳芳》（票房1.13亿元）两部传记电影，应该说各自都取得了新的突破。距离观众心理距离更近的《梅艳芳》就像一场由电影和观众共同营造出来的旧日之梦，不同年龄的影迷们对于梅艳芳的集体记忆，对于香港电影和影人的喜爱与怀念，连同一连串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都加入到对于这部影片的观影体验中。因此，虽然演员的演绎终归无法满足每一个影迷的个性化的期待，虽然影片在叙事完整性和节奏把握方面还有各种纰漏，但《梅艳芳》依旧能够依靠真实人物的魅力点燃属于这部电影的那批观众。相较之下，《柳青》的传主是一个与当代社会有显著距离的人物。这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作家曾创作出《创业史》这样大部头的作品。影片围绕这部著作的诞生，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背景，讲述了柳青为了更好地研究和描绘中国的社会主义农村合作化运动、主动申请落户陕西农村，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经历浩荡历史和人生磨难的故事。影片对于人物的刻画细腻生动，感情真挚，对于20世纪社会主义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的描摹也是近年来银幕上的稀有题材。中国是一个诞生了众多叱咤风云、多姿多彩的历史人物的国家，人物传记题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然而，如何处理好历史与艺术、真实与虚构、想象与还原、繁与简、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人性的复杂与统一，将依然是横亘在创作者面前的门槛。（三）小众电影探索影院性和观众性2021年的文艺片还包括若干极具作者电影特征的影片。青年导演魏书钧的《野马分鬃》（票房1174.6万元）体现出中国电影界对青年文艺片导演的期许和支持。浓郁的自传体风格和“元电影”叙事，尤其能够被影迷群体所欣赏。电影中的那台90年代的破旧二手越野车不仅是故事线索，也发展出对于影片主题的符号表征功能，驶向远方的期许和破旧不堪的现实，正是导演通过自传故事所希望表达出的青春质感。相比之下，成熟的作者导演许鞍华的新作《第一炉香》（票房6421.6万元），改编自张爱玲著名小说，再次展现出对于细腻情感的艺术把控，但马思纯、俞飞鸿、彭于晏等一线演员的加盟并没有让影片出圈；对人性复杂性和层次性的传达，在这部影片中没有完成，艺术呈现也相对简单。

《梅艳芳》剧照作者电影，如何解决或者是否需要解决“作者”与“观众”之间的门槛，一直众说纷纭。我们当然应该支持那些风格、视点、题材多样的不同“作者”，但是“作者”毕竟是希望他们的作品最终能够传达到、影响到更多的人。所以，对于一个工业产品来说，如何与观众沟通，哪怕是与自己所预期的“有限观众”沟通，应该是电影创作者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与作者电影相关的是需求相对小众的纪录片。2021年，纪录电影成为院线常客。《演员》（票房331.5万元）和《龙虎武师》（票房99.9万元）讲述了内地和香港的重要电影从业群体的故事；《1950他们正年轻》（票房1088万元）和《九零后》用口述回忆的方式展现了现代历史中的重要切片；《大学》以长时间的观察式拍摄和电影质感的视听语言展现出当代知识分子和科研工作者为国奉献、追求理想的精神面貌；贾樟柯的《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票房695.2万元）主打作者身份和文学性，通过章节体讲述了70年跨度的中国往事；《无尽攀登》（票房300万元）则用纪实影像展现了高海拔的视觉魅力，记录了第一位依靠假肢成功登顶珠峰的登山者的冒险精神和坚持不懈。虽然在戏剧性强度和视听极致性上无法与高投入的商业故事片相提并论，但依靠与现实之间不断贴近的影像努力，纪录电影将持续发挥纪实影像的独特价值。纪录片依然需要在题材选择、营销推广、视听强度上充分考虑观众的消费成本，创造属于影院情境的某种“必看性”。在多媒介、多屏幕环境中，不是所有纪录片，甚至也不是所有“好”纪录片都能够在影院被观众购买消费，只有具备影院强度、影院共享性的纪录片才能真正完成影院的传播。这些年，艺术电影获得市场认可的例子都有共同的特点：题材极致、艺术表达准确、视听语言现代、与观众有情感共鸣、有限而必要的商业元素配置，以及对市场规律的有节制的“妥协”。只有符合“影院”媒介特点、消费特点的文艺片才有机会进入影院，甚至有“破圈”可能。由于影院有观影成本考量、有消费者消费需求限制，并不是一切冠以艺术之名的电影，观众都会到影院观看。大多数所谓文艺片，由于缺乏足够的“影院性”，限制了这些影片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影院性”，其实就是观众进电影院购票观影的“必看性”。文艺片、或者更加作者化的所谓艺术片，未必都要指向大市场、高票房。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文艺片能够吸引更广泛的观看人群、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这对于提升观众的整体电影文化素养、丰富中国电影的创作生态、培养电影新人、深化电影认知和呈现生活的能力、提升电影的审美品质都具有重要意义。

结语：泛主旋律大背景下的电影创新

中国电影用二十年的产业化改革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机遇。过去一年，国产电影创作生产在疫情后的全面复苏、主题性创作的“新主流化”探索、电影类型的更加丰富，无疑都是2021年度中国电影值得骄傲的成绩，也为中国电影发展开启了新起点。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对西方国家所建构的世界秩序带来的挑战和全球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带来的网络长短视频、游戏、直播等视听新形态的大量出现和用户的激进扩张，也随着高清技术、沉浸技术、大数据、智能化的发展，中国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又进入了历史新的节点。在这一历史节点上，党和政府加强了对影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引导、规划和调控，越来越重视影视作品的“正能量”传播力、影响力和感染力。主旋律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创作题材，而是一种“时代要求”。在这样的“泛主旋律”大背景下，电影的控制权、主导权在市场、观众、政府、技术、商业、艺术传统的复杂纠缠中，似乎又在面对新的变局。新的一年已经到来，一批重点影片，一批创新项目，一批题材、风格、形态迥异的作品都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中国电影如何用现代电影语言，讲述好立体的中国历史和现实故事，一方面体现有生命力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另一方面体现出中国以人为本、兼容并包、吐故纳新的开阔胸怀，是一个重要的挑战。这既需要电影人从生活、从人民、从文化传统中去汲取营养，用更加深刻的和审美的眼光去创作电影，也需要全社会用更加开放、自信、从容的态度去支持、鼓励电影的探索与创新。（6）中国电影如何植根于时代变革的土壤，反映出时代变化的脉络，体现出人类文明的进步，表达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对自由、平等、解放的人道主义追求，表现出中国对世界文化的积极贡献，将成为未来中国电影面对的新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