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印度版《秋菊打官司》，由此可见影片在题材方面确实不算新鲜，但《杰伊·比姆》的印度烙印使它成为了别具一格的电影。
从名字来说，大家高喊的口号“杰伊比姆”本身就是印度历史文化的体现。杰伊比姆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比姆拉奥·雷姆杰安贝德卡尔万岁”的意思。比姆拉奥·雷姆杰安贝德卡尔出生于1891年，是印度第一位法律部长、印度法律之父，他一生致力于提高低种姓人群的社会待遇，为低种姓人群争取了包括受教育权等一系列权益。由此，电影的主题不言自明。
从内容上说，本片于许多电影一样都描写了律师为下层平民争取公正的情节，但本片大胆地从困扰印度社会多年的种姓制度切入，而不是随便选择一个可能出现在任何国家的冤案，使得作品更加真实有代表性，影片的社会意义也因此得到提高。
细数“社会现实批判”这一类型，韩国自不必说，我国也不算一片荒土。无须溯及《牯岭街少年》，就算近年，也有《嘉年华》、《过春天》、《少年的你》、《我不是药神》等耳熟能详的作品。
这一类型的特质，要么以一则冤案作为切入点，要么就铺陈主人公违法的“不得已为之”，总之就是秉持“恶劣环境之下，一切皆可为”的叙事逻辑，最终导向的往往都是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或者恶的内生性。
以这一标准来看，《杰伊·比姆》其实远不够格。因为它最终导向的毋宁说是一种恶的偶然性：律师是好人自不必说，知识阶层、统治阶层也各有负责任的良善人士，恶人终究只是一小批，且愚笨不堪；至于“贱民”，除了烘托一个“惨”字外，再也看不到任何别的主体性因素——
他们是失语的、不可接触的，于是他们只能是留待被拯救的，哪怕他们都为人正直、敦亲和睦、精诚团结。
影片反复提到“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也是一个“贱民”，可惜此君除了像马克思一样被用作神坛供奉起来外，再无别的叙事作用。
因此，《杰伊·比姆》的力度终究是柔弱的，但至少，它“说了”，且说出来了。
从音乐上来说，作品依旧运用了极具印度风味的大量歌曲，但却减少了舞蹈的使用，这使得歌舞背后浓郁的宗教色彩与民族审美得到了调节。虽然不清楚是否是导演有意为之，但至少在客观上降低了外国的观众的接受难度，为电影走出国门助力。同时又在开场的第一首歌中加入大量描写地区民族生活的片段，补足了舞蹈缺失带来的民族性，也让不了解印度的观众有了更加具体的印象，是印度软实力的不错输出。
有人说：“好电影就是挖掘出一个国家或者社会最黑暗的一面，但让你对那产生好感。”从这个角度来说，《杰伊·比姆》是个不错的电影。
不过，电影在人物塑造方面确实有些单薄。好人坏人都有些脸谱化的痕迹，观众看不到好警察为什么好、坏警察为什么坏，法官为什么一面严格按照法律宣判、一面忽视线索缺失，连钱得鲁和森加尼令人仰慕的坚强也缺少铺垫和交代。剧本中人物塑造的缺陷，加上好人为平民沉冤昭雪的元故事广泛流传创作，深刻的印度烙印与上佳的镜头语言也难以让它成为不可替代的神作。
但可贵的是，这样的电影，对于整个的印度电影市场来说，并非是昙花一现，而是诸艳中的一朵。前有《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有《误杀瞒天记》、《第15条》，有与本片同一年的《白虎》，甚至包括《摔跤吧！爸爸》。
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套路：在一部商业片中夹杂一些批判社会的元素，这样资方满意，观众也满意。文化批评家或者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不会满意，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在这日复一日的观影过程中，在观众与电影人对类型片套路的逐渐谙熟中，一种大众审美与制作审美的口味与习惯逐渐形成了，由此营造的其实是一种审视自身的氛围感。
再回到国内，我曾一度以为《我不是药神》是个起点，孰料竟成暂时的绝响。
“有时候形容一个人残酷的像野兽，
其实是极其不公正的，委屈了野兽。
野兽绝不可能像人那么残忍，
残忍的那么巧妙，那么精致”
“如果魔鬼并不存在，而是人创造出来的，
那肯定是人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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