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Dedee

1983年的故事，必然要从春晚说起。

作为央视的首届春晚，除了王景愚的《吃鸡》，郑绪岚的《牧羊曲》，还必然绕不过李谷一和闻名遐迩的“禁歌”《乡恋》。

当时央视确定搞春晚其实颇有赶鸭子上架的意味。

筹备时间只有2个月，而且还在借鉴上海春晚点播经验的技术上难度加倍。所有节目不仅仅要从群众中来以点播为主，更要玩直播——现场直接摆上4台电话机，观众可以直接打电话点播节目。

导演黄一鹤飞速就敲定了一众表演嘉宾和以马季、姜昆和刘晓庆为首的主持人，却在大歌星李谷一那儿碰了壁。

倒不是人家故意耍大牌，实在是李歌星太红，年初一晚上在深圳有一场大型演出。如果年三十参加春晚直播——按照当时民航客机的飞行频率和手续繁琐程度，顾头不顾腚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最后，还是央视领导直接找有关部门协调，大年初一一大早派车一路护送并免检通关，才让李谷一松口同意。

李谷一的到来让首届春晚的收视率比窜天猴还迅猛！

她一人贡献了9个节目，除了与“活曹操”袁世海对唱了一出《牛皋招亲》和一首《刘三姐》外，一人演绎了7首歌！成为了那晚点播率最高的嘉宾。

自李谷一作为开场嘉宾唱起《拜年歌》时，就不断有观众点名要听她3年前为专题片《三峡传说》演绎的“禁歌”《乡恋》。

之所以将《乡恋》视为禁歌，是因为曲调和辞藻已经无限接近“靡靡之音”——虽然相比邓丽君小姐，这首歌还属于初级靡的阶段，但已经属于让无数老干部狂敲桌板的地步了。估计后者如果听到邓小姐同年在香港的《十亿个掌声》演唱会，十有八九会把办公桌砸穿！

据说这特殊待遇让李歌星无比委屈，她认为这歌完美表达了王昭君离乡时对故土的无限眷恋，哪里靡靡怎么就不积极向上了？！

她希望能在这场春晚直播上将禁忌彻底敲碎，重唱《乡恋》。

有相同“理想”的，还有导演黄一鹤和无数嗷嗷待哺想听歌的观众们——后者纷纷给晚会疯狂打call，墙裂要求来上一曲《乡恋》。终于，时任台长的王枫思考再三，认为民意不可违，便顶着掉乌纱帽的风险，将《乡恋》排在了《知音》后——

一来，老领导们搞不好已经睡了。生米煮成熟饭第二天看到再发作也比当场发作好。

二来，台里根本没有伴奏带。只有一个技术人员斗胆表示自己私藏了一盘。只不过他骑自行车从台里到家，一个来回需要半小时，需要台里再拖拖时间。

事实证明，禁忌和放开其实就隔了一层窗户纸，只差一个手贱的勇者。

1983年春晚，手贱的不是什么孤勇者，而是拥有汪洋大海的人民群众。当李谷一再次唱响《乡恋》，不仅自己积压数年的胸中块垒得以放下，更让观众的情绪彻底蚌埠住了。春晚也一击成功，成为中国人每年最看重的综艺晚会。

《乡恋》由此解禁，“靡靡之音”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大名：流行歌曲。

继3年前的专题片《三峡传说》爆火后，央视终于再接再厉，播出了一部现象级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

颇为玩味的是，片中采用的大量素材均出自一个名叫佐田雅志的28岁日本年轻人。

当时，佐田雅志在日本属于著名的创作型民谣歌手，也是第一个来中国开演唱会的日本歌手。他不仅为山口百惠创作了最受欢迎的歌曲《秋桜》，自己也有不少保留名曲，比如被黄舒骏一招鲜吃遍天的《恋愛症候群》，曾给予姜昆、李文华《男子汉宣言》以无限灵感的《関白宣言》……

但俗话说得好，不想拍纪录片的制片人不是好歌手。

1980年，他前往北京、上海两地开演唱会，在家人的“怂恿”下，跑去长江一带玩了一圈，彻底入坑，被中国的自然风光迷得不要不要的。回到日本后，佐田雅志将这段刻骨铭心的心路历程和亲爹佐田雅人说了。

后者由于大家都明白的原因从小在东北长大，不仅会说一口流利的大碴子味儿汉语，还一直视东北为真正的故乡，一直想用自己的方式，弥补当年同胞犯下的罪过。

父子俩一拍即合。

佐田雅人比儿子更干脆，直接跑北京将后者花了1个多月写的长江纪录片企划书，投递进中央电视台的信箱，希望通过家族企业佐田企划会社与央视合作拍摄，费用由佐田家一力承担。

没多久，央视就给到明确回复：“已经有六个国家提出了关于长江沿岸的摄影企划，我们认为你的是最好的。尽管公司的规模是最小的，但是成事在人而不是公司，我们相信你。”

最后，这部由佐田雅志自任监制、主演，并创作和演唱主题歌，用去344千米35mm胶片，包含了大量风土人情和宏伟航拍镜头的纪录片《长江》，于1981年11月在日本公映。可惜，并未引起多大的水花。

更惨的是，原本佐田预算是8亿日元，谁知拍着拍着就彻底脱线根本就停不下来——从南京中山陵拍到武汉大学，从上海一直拍到三峡，景德镇的瓷器、长江上的游轮、刘备托孤的白帝城、孙权与刘备饮酒的甘露寺……以及最重要的，1980年代初中国人淳朴善良且希望满满的精神面貌。

8亿日元预算最后变成了28亿日元的债务，他成为了真正的亿万负翁。

2年后，破产纪录片《长江》以另一种面貌登陆央视——积攒下的344千米35mm胶片被后者重新排列组合，以25集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的形式投放到了中国无数的小荧屏上，成为了当年感动无数中国人的年度电视剧。

但这种大红大紫，几乎和佐田雅志无关。

但他并未跑回中国找央视诉苦，而是自1981年开始以平均每两、三天一场的频率不断开小型演唱会收门票还债。在年近六旬时，将30多年来积累下的债务彻底还清，成就了“是男人就还28亿”的神话。

中日似乎彻底进入蜜月时期——不仅仅是官方层面的，还有民间私底下的某些往来。

其中，许多往来可谓是典型的“私相授受”，比如从当时还隶属于广东的海南岛进口汽车，再倒卖给当时的新富人群。

这一切，要源自1983年4月出台的《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乍一看这篇批示非常的“平平无奇”，说白了就是：特许海南可以用外汇直接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以及国内市场短缺的消费品。但同时也规定了，进口来的物资不准向岛外转销。

话说回来，之所以海南可以成为当时沿海开放14个地区城市中的独一份，主要是因为人家太穷太偏远了——1982年全岛财政收入2.8亿人民币，而广东全年财政收入为41.5亿，偌大的码子只占全省的6.7%，惹得中央不得不开小灶拼命喂饭给它吃。

且当时的“帮扶”政策看似无懈可击：可以进口机动车，但不能出岛。每进口一辆，都需要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成为“进口汽车配额许可制度”下的“婚生子”。

但对于当时还不是东北第四省的海南本南而言，这道怀柔政策吧，倒是颇有当年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将伊拉克国王哈里发饿死在黄金屋的风采。

因为政策到位了，实力没跟上。

当然了，广东福建一代不差钱的小机灵鬼有的是。毕竟人家某些领域的经验丰富，国内市场短缺的消费品是吧，我们现在最缺的是啥？车啊！彩电电扇冰箱早不缺了，自行车缝纫机都踩腻了，应该踩油门过瘾了。

海南人找到了新商机，并确信这就是发财的本钱——搞定买车批文。后者很快就成为当时全广东最值钱的纸，堪比一年前的东北君子兰和如今的魔都蓝铁皮。

而这项政策红利在广东新富人群强大而迫切的购车需求下彻底失控。

短短一年内，海南冒出了872家汽车公司。从机关到幼儿园，每个人都在利用关系倒卖批文，而“不准转销岛外”的硬规定彻底变成一句空话——因为只需要跑去工商局缴纳几千元的罚款，非婚生子就能立马成为婚生子，合法出岛。

全海南的人都围在了工商局门前排队交钱；全广东在倒卖进口车的风口中原地起飞。

曾有报告文学特别描述了两个搞到了一张进口汽车批文的普通人：

在机关扫地倒茶的阿婶，没事儿就掰着手指给在门口看门收报纸的阿伯算账：进口一辆12座的日本面包车，只需四五千美元，进口一辆日本超豪华皇冠只需5700美元。以美元和人民币牌价比率1：2.8计算，打了关税，还是有100%、甚至200%的惊人利润。两个人越算越欢喜……

也正如之前所说的，中日友谊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在广东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因为所有进口车中数量最多的就是日系车——和港澳一衣带水，使广东这个距离西方资本主义大本营最近的堡垒，基本被轰得只剩碎砖了。从喇叭裤到垫肩衬衫，从TVB到邓丽君，从大金表到日系车……基本上别人流行啥，广东小机灵鬼都能在第一时间将流行带回老家。

尤其是车，当时广东沿海流传着一句话：“无论什么新款轿车今天到了香港，明天就能出现在我们的街头。”真正让广东老乡们零距离感受到了啥叫开放。

那些凌志、皇冠、里程……让无数老广深切感受到了速度的魔力，并通过另一个角度明白邓公为什么会放下身段，请隔海邻居帮忙进步。

不过，就在无数老广准备将投机倒把作为事业而奋斗不息的时候，中央突然停止给海南喂饭了——因为饭不够分了。

有数据显示，截至1984年年尾，海南实际签署了8.9万台的汽车进口批文。花了42亿美元的外汇，而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仅为82亿美元，人民币兑美元已经从1:2.8涨到了1:6。

再继续下去，刚确立的上海大众项目就得摆烂，之前的一切努力都是假把式。

但恰恰是这场在南方持续一年多的投机与走私狂潮，不能说差点断送国家的汽车工业发展，也让全世界见识到中国人对于汽车，尤其是好车的无限渴望。

于是乎，中国汽车工业的“合资发展战略”正式拉开序幕，有能力有基础的地方纷纷引进海外大品牌和大项目，用西水东调的方式解渴，更奠定了未来30年国内汽车行业的基础与基调。

1983年的中国人，表达对物质和金钱的渴望不再是什么羞耻之事，甚至开始成为普遍现象。有不少年轻人开始有新的崇拜偶像——不是年轻漂亮的歌手演员，而是相貌平平的村或县级工厂厂长们，比如萧山的鲁冠球，顺德的何享健，张家港的沈文荣和海盐的步鑫生。

他们是方圆百里远近闻名的乡野能人，拥有着人无我有的胆识和眼光，以及一个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草创班子。

其中，被全方位最早认可的就是“浙江裁缝”步鑫生。这个曾在1976年特地跑上海学习衬衫制作工艺的生产服装社社长，成为了1980年代“用一把剪刀，剪开中国城镇企业改革帷幕”的关键人物。

1979年，闻弦歌而知雅意的步鑫生在探到改革的一丝气息之后，马上就在自己的海盐衬衫总厂打出了一整套的改革组合拳。先是提出“质量第一，信誉至上”的总纲，再详细修订诸如《安全文明生产管理试行条例》、《门卫管理制度》，《病事假管理试行条例》等一系列细则分篇。

而最重要的三大纪律，就是“按时上下班”，“个人生产定额和车间月产定额，以保质量标准”的“二定一保”联产计酬制度，以及对“老油条病号每天只发0.4元补贴”。

他将大锅饭齐根断了，并在厂内挑明“奖金上不封顶”的激励政策。

前者引发了厂内职工的深度生态化反，导致大批闲散职工被辞退，每天坚持不懈地以他为目标做口腔体操。还有不少人时刻准备着，趁他落单时进行一场无耻偷袭。

而后者让海盐衬衫总厂的效益越来越好，甚至在全国服装产业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步鑫生找到用户痛点布局新赛道，买入新设备开发新产品，吃透消费者心智，充分提高用户感知度……说人话就是打造新品牌新形象，不仅创立了“双燕”、“三毛”和“唐人”三大品牌，还特别找人花钱打造了厂标厂徽厂服和厂歌，以及国内第一支专属服装厂的专业模特队。

为了彻底将客户请进来，不走寻常路的步鑫生甚至专门为接送客户买了5辆小轿车。而当时海盐县政府的公务用车只是一辆北京吉普。

然后，他就感受到啥叫秦始皇摸电线——嬴（赢）麻了。

1983年一年内举办展销会、订货会18次，任务量彻底饱和，产品供不应求，畅销北上广等24个省、市、自治区。

这个县级小厂从一个全部固定资产2万元，年利润仅5000元，连退休金都发不出的破产小生产社，就成为了年产量轻松破百万件，产值破千万，年利润破50万，年缴税近50万的浙江航母级专业服装厂。

当然，最重要的事还是发生在同年11月，《人民日报》头版刊发通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几乎是一夜之间，“步鑫生”成为改革创新的代名词和精神源头，是推动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一枚先导火箭，意义深远。

次年，步鑫生光速成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短短2个月内，前去海盐厂参观的客商等就有2万多人。另据统计，自创刊到1984年，《人民日报》的先进人物报道量，第一是雷锋，第二就是步鑫生。

但这位前辈不止一次反复强调：“我不知道什么是改革，我只抓生产”。

这一年，许多人都生出了一种全新“感悟”，即“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但对于一些人而言，这句顺口溜就只是一句顺口溜，不具备任何的属性伤害。这些人不能说是人多势众吧，也称得上是寥寥无几——一共有18位，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首批土博士，也被誉为“十八罗汉”。

他们是从10708名78级研究生中层层遴选的佼佼者。其中17位理学博士、1位工学博士，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

相比如今已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的博士，这18位没有任何博士服博士帽的狠人拥有无可比拟的“含金量”。

不仅因为他们的出现，等同于我国教育科技发展史的里程碑，享受新中国以来级别赛高的学位授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们亲自颁发。更因为他们是真正的科学狠人，走出了1位中科院院士，1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和4位大学校长或中科院所长……

就以成就比较“小”，拿到编号为“10001”博士学位证书的马中骐为例。

他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博士和第一位物理博士，读研究生时曾差点被李政道“招安”去了国外，最后被他的导师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胡宁截胡。后者截胡的理由很硬：“马中骐是我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水平足够博士的，没必要到国外再培养一遍。”

他的博士论文只用了3个月即写成。

文章不仅被送到国内多个从事粒子物理研究的重要专家手中，甚至还给国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把关过目。“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导师胡宁、中科院院士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侯伯宇和中山大学副校长李华钟七位答辩委员会导师现场无记名投票通过。

最后，由时任中科院数理学部主任的钱三强将学位证书亲手交给了他。

马中骐获得博士学位去美国进修的那段时间，杨振宁成为了他的工作伙伴甚至导师。据说他极为反感导师在研究生科研成果上署名，因此曾拒绝将杨振宁的名字写在一篇由后者给出方向与方法的论文封面上，是一个真·不需要“遇事不决量子力学”的狠人。

杨振宁并未将马中骐的行为视为没有币数的表现，反而一直对他极为看重，曾评价其研究成果是能留得下来的工作。

据说，1983年的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大会后，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么多博士怎么办？”

许多人不明其意，才刚刚培养出18名博士怎么就多了。而一位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认为，苏老当时“已经预感到将来我国授予的博士会非常多”，这些在知识的最远边界独自钻研的人将逐渐走下神坛。

如今，清华大学一所高校就有1.4万名在读博士，去年我国在读博士人数已经达到50.95万人，全球数量第一。

1983年1月，全国范围对机器机械和农业机具两个行业以及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三种产品试行增值税；“改革开放腐败第一案”正式宣判。

4月，中国第一辆桑塔纳轿车在上海组装成功；一个月后，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签署了一份长达20年的合资合同。

没多久，红旗沟惨案发生。邓公雷厉风行地开始了第一次“严打”，老虎苍蝇一起拍——截至1986年，共抓获170万犯罪嫌疑人，空前绝后。

Beyond乐队在这年成立；邓丽君在香港红勘连演6天，场场爆满——《十亿个掌声》之名由此而来……

禁忌开始越来越少，越轨者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相信“当牛做马不如买卖牛马”，因为“今年成功买卖牛马，明年大概率坐拥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