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破瓜之年」，她在自己的「准成人礼」上，写下华彩篇章 。
在「停摆纪元」的当下，有无数默默无闻的创作者，还在为实现自己毕生的电影梦想不停奋斗。
有的，已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有的，却还小荷才露尖尖角。
有的，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未来，或许会被历史记住。
第十六届西宁FIRST青年影展，她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号。
我认为，是重拾信心。
是相信中国电影依然可以自由绽放。
是相信作者表达依然能够与观众达成共识。
闭幕式上。
评委会主席章子怡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她希望，所有人都能好好地活下去，世界和平。
似乎什么都没说，但感觉又说了很多。
类似如此的晦涩表达，贯穿整个影展的前前后后。
时代之殇、作者意识、创作困境是本次影展被反复提及的话题。
下面，我将从三个不同的视角，描述本届FIRST影展。
这三个角度，分别对应我影迷、影评人和记者的三重身份。
（如果想跳到《废物故事》导演独家专访，可直接拉到本文第三部分）
01
旁观者
以下这段陈述，开头你可能会觉得和影展没有关系。
但请相信我，说的正是影展的事。
第一次参加西宁FIRST，我是激动的。
之前早已耳闻大名，但一直没有机会参与。
此次机缘巧合能「入坑」FIRST，对我来说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梦想成真。
我来西宁的第一身份，是个纯粹的影迷。
但是，我坐标上海，奔赴西宁的过程，并不算太顺利。
「口罩」是这个当下避不开的话题。
我有点担心来不了，来了会出幺蛾子等等。
实际上，在开幕前的一个月，落地西宁确实可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事。
但我坚持要来，是因为我相信，作为青海一年一度的头等大事，FIRST一定会顺利展开。
期间，媒体大群也在实时更新最新动态。
也确实是非常少有的情况，媒体群不在讨论电影，而在讨论可行性。
落地西宁后，出机场那阵我确实遇到了一点阻碍，因为我在上海住的城区有小情况。
但好在有惊无险，成功与北京的「网友同事」会师。
和上海一样，我们在青海的「保质期」大概跟预制菜的保鲜期一样。
令人愉悦的是，在更新「保质期」这件事上，影展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嘉宾都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便利。
我的预判是正确的。
再难，电影仍要继续，因为我们输不起了。
以上说的，便是本次影展所处的外部环境。
而这个外部环境，是否影响到内部肌理？
本届入围电影，是否敢直击现实？
结果，可能会令一部分人失望。
02
参与者
本次影展一个论坛上，杨超导演提到：
「不是勇敢地直击现实，就一定是有最大的合法性…疫情太值得拍了，如果现在不能在公众层面上拍下来， 那就写下来…或者藏在一个开放的选择里。」
说完这段话，FIRST在抖音直播间的信号就断了。
是不是技术原因我不清楚，但一场论坛中断了好几次，最后闭幕式也改用B站或微博进行直播，我想，这应该不是偶然。
时代之殇，已经刻进每个创作者的骨子里。
为了追求更大的商业化可能，创作者们在自我审查的路上越来越驾轻就熟。
自我审查甚至也成了Q&A环节的高频词。
观众会质疑，创作者在刻意规避现实。
认为时代和人物状态「货不对板」。
但创作者也有自己的逻辑。
比如，创作者认为偏远乡下不存在口罩问题等等。
有的电影没有回避这件事，但也只是蜻蜓点水，激不起任何涟漪。
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脱离时代背景的故事是否成立？
这里，我还是想引用杨超导演的话：
「我们要找到和公众交流的通道，找到基本共识…电影的底线仍然是记忆，它得是电影，是这门语言，这门艺术， 如果能承载思考，那更好。」
其实，不需要过分渲染时代，也能拍出好的片子。
本届FIRST就诞生了几部生猛新作。
我想重点推荐《何处生长》《废物故事》和《不要再见啊，鱼花塘》这三部电影。
虽然这三部片子没能拿到最大奖，但也拿到了一些足以证明其实力的小奖。
而且在媒体场刊以及观众的打分上，这三部片子的分数都特别高，基本都不会掉出前三前四。
其中，在我们不散的场刊上，《废物故事》分数排第二（纪录片类目第一），《不要再见啊，鱼花塘》排第三。
我太喜欢《废物故事》了，还专门和导演约了一个独家专访，这个放第三部分说。
先聊其他两部。
《何处生长》是一部技法非常成熟、不拒绝观众、有作者表达的悬疑文艺片。
我看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想到娄烨的《浮城谜事》。
《何处生长》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简单，甚至带点奇情的故事。
但导演把事件拆解重组，用编剧技巧巧妙地编织成一部完成度很高、跨越两个时空和两代人的电影。
人物与观众的情绪始终处在一个频道上共振。
对节奏的把控，以及戏剧张力的处理，也非常精准到位。
导演龙凌云未来可期。
《不要再见啊，鱼花塘》则是一部非常阿彼察邦，非常蔡明亮的电影。
令人催眠的长镜头，诡异的超自然音效，对时间、空间和亡灵的探索，以及一言不合就唱歌的歌舞段落。
无一不让人联想到阿彼察邦的《记忆》以及蔡明亮的一系列电影。
导演牛小雨在采访时说，她的影像风格并不受阿彼察邦的影响，在阿彼察邦广为人知之前，她已经在使用这种表达方式了。
而影片创作的灵感，来自她的真实经历。
爷爷去世后，她感到家中常有光斑、奇怪的影子和风吹进家里。
甚至经常梦见爷爷。
她觉得爷爷还留在她身边，一直陪伴着她。
所以，她才创作了这个阿彼察邦式「爷孙人鬼情未了」的故事。
对于有相似人生经历的观众，很容易引起共鸣。
最后，来说说《废物故事》吧，本届FIRST最大的遗珠。
03
闯入者
约了两次，终于约到《废物故事》导演郑仪飞的专访。
地点在美居酒店的餐厅，见到郑导时，他睡眼惺忪，略显疲惫。
大概率是昨晚没睡好。
我们原本约的是昨天深夜1点的采访（也就8小时前），后来到了2点才得知，郑导还在忙碌。
不知道之后他是几点睡的，第二天早点8点多他就给我发了信息，确认了采访地点。
忙碌是好事，说明被人关注。
这是属于《废物故事》和郑导应有的荣誉。
即使影片没有在FIRST拿下纪录片类最高荣誉奖项。
但获得FIRST纪录长片类·观众选择荣誉，以及各大媒体场刊纪录片类第一名——包括我们不散的鉴片团，从某种意义上说，几近成名。
毕竟，片子是拍出来给观众看的。
观众喜欢的，才是香的。
然而，谁能想到，这样一部受众人瞩目的片子，是由一个住在5平米租房的导演拍出的，房间只能容下一张床。
后来在专访中，我们有聊到创作的艰难，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做出一部打动人的好作品。
希望这篇简短的专访，能对那些仍在从事纪录片工作，即将从事纪录片工作的影视相关从业者和短视频创作者，起到帮助。
首先，简短地介绍一下这部纪录片。
故事的主角——「大海绵」，是某种程度上的「烂仔」。
嘴上打着唇钉，半年不洗一次澡。
不出去找份「正经工作」，整天蜗居在家做着嘻哈音乐人的梦。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作为边缘人的他，在社会的边缘越走越远。
听完这个介绍，是不是觉得这应该是个沉重、压抑且带点愤青的故事？
恰恰相反。
导演使用很多轻松活泼的影像段落和表现手法，消解了主人公身上的部分悲剧性。
我在这部片子身上看到《美丽人生》的影子（可能并不是一个十分贴切的比较），明明是一部很现实很残酷的悲剧，却用轻喜剧的方式落落大方地完成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
郑导说：
「我觉得他内心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本质上，他和世界有一个较劲的关系，但他是个很温柔的人，他不愿意伤害任何人，我觉得这才是他的本质。我把他这美好的一面可爱的一面，表现出来就够了，我不想让大家对他有误解。」
为了「去悲剧化」，郑导甚至放弃了很多精彩的段落。
现场他跟我分享了一场很精彩，但没有用进来的戏。
这里，我把它转发给各位。
「他父亲有一天突然脑出血，直接昏迷了，很严重的。那时候2020年疫情，拉到兰州医院，人都看不到，不能探视，在ICU里面，我和海绵在医院待着，好几天。那时候拍到海绵很好的镜头，非常感人。海绵在走廊里，拿出手机，听过去他爸爸发给他的语音。他说，他爸爸再也不会这么说话了。他哭了。哭完了，他说，我以后要给我爸爸写一首歌。」
「那几天心情不好，也没什么钱，他就去兰州的地下通道卖唱去。 他约了个朋友，抱着吉他在地下通道卖唱。他即兴了一段六分钟的歌，那一段非常精彩，拍的时候觉得眼泪就要下来了。这一点比我剪的海选淘汰完了在车站唱的还要精彩。」
「但是我们不想在家庭方面加太多笔墨，太痛苦了。我需要平衡亲情、友情、爱情这三个关系，如果加入太多别的东西会破坏影片本身的美学。」
作为导演，谁不希望自己拍的东西能被人看到。
但是，只有那些有价值的，有组织关联的，能调动情绪和平衡节奏的影像，才能真正打动到人。
后来我又问郑导，为什么海绵爸爸评价海绵的戏每一场都那么精彩，但是却又那么少，有种不够看的感觉。
郑导解释说：
「其实拍了很多，塞了就变长了。剪的时候就做取舍嘛，不能多，拍海绵本人是核心。另外还有就是节奏的问题，片子如果同样的东西塞太多，节奏就下来了，观感不会那么愉悦。都是重复的东西，我觉得一两个就够了。」
《废物故事》的成功，很大程度归功于主人公的精彩。
采访中，导演并没有掩饰这件事，甚至觉得所有功劳都应该归到海绵身上——导演谦虚了。
于是很多人会好奇，怎样才能物色到这么一个绝绝子的被拍对象。
对于那些想「偷师学艺」的朋友来说，郑导「天赋论」的回答可能难以让人满意。
「聊天去感受这个人的能力，我自己在这个方面比较有点天赋。我参加过很多纪录片，反正只要是我去负责，去跟那个人拍摄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说拿不到好的东西。反正不知道怎么说，我总能跟那个人站在一块。」
是不是觉得导演说了很多，但又什么都没说。
其实我这里可以帮大家做个总结：丰富的从业经验，能够潜移默化地提升创作者判断素材有效性的敏感度。
其实在采访中我发现，郑导不属于那种理性型创作者。
也不是那种能够精准预知片子未来的模样，再反推自己所需素材的导演。
而是那种先用感性思维去记录周围的环境，把逻辑处理留到剪辑台上解决的导演。
「我不知道要不要用，不知道将来要不要剪进去。你当然希望你拍的每一个东西都剪进去，因为你不是在那玩耍。但是你具体拍的时候，你不是以能不能用来做判断依据，而是说你还是要感受那一刻，他的感情，和整个环境跟他的关系。」
最后，我希望郑导能给那些现在正处于创作困境，并长期与焦虑为伴的创作者提点建议。
郑导非常乐意，他说：
「我其实从业也有很多年，我一直是干最琐碎的事情。跟纪录片有关的所有活，我都干了无数遍，都是很多人干了会烦掉的事情，但是我一直做的还挺有成就感的。」
「我愿意拍我的片子，不是说我只想做导演这件事，而是说，我对自己感兴趣题材想做导演。除此之外， 我愿意去做任何和纪录片有关的事，可以让我谋生，可以让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在我这几年的工作经验里发现，没有任何一个项目有完美的条件，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告诉我说，我这个片子拍得非常顺利，钱也够，时间也够，主人公也好，故事牛逼。 没有！没有遇到任何一个！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能找到的资源和能力去解决所有困难去拍。」
「就像我没有机器，我可以去借机器。我没时间，我可以抽时间。我一年只有一次拍摄机会，但我竟然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完。我觉得大家在觉得条件很差的时候，你就以自己能有的能力，把自己的能力全发挥出来 。先去弄，先做着，完了不要老是在想，这资源不够，那资源不够，那永远都不够的，我没见过哪个项目是有钱的，都说自己没钱。」
「哪怕因为条件差你会有些遗憾，有些折损，我觉得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尽快克服这些困难，先完成一个东西，完成比较重要。完成一个作品之后，你才能获得一个比较完整的创作体验，这个东西是最有价值的，然后你再用这个作品去慢慢开启下一部。」
这段采访的内容有点长，但我觉得非常受用，对现阶段既迷茫又焦虑的创作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所以我一字不差全放了上来。
而且，郑导的这番话，很FIRST，完美契合FIRST的精神和态度。
创作者们，你们听到了吗？
拍起来吧，也许下一个牛逼的故事就是你拍出来的。
郑导已经在筹备他的下一部纪录片，名字叫《妇女生活》——一开始我听成了父女生活，还追问是不是两个主角的故事，直到后来他说...
《妇女生活》拍的是一群人，是一部献给生活在山里的，他妈妈那一代女人的纪录片。
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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