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8月1日15时，上映四天的《七人乐队》，累计票房艰难突破200万元。

《七人乐队》由杜琪峯、许鞍华、徐克、谭家明、林岭东、袁和平、洪金宝七位香港殿堂级电影人联合执导，致敬香港与香港电影。这次空前的合作原本备受期待，影片也曾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等各大节展，但从目前市场表现来看，收效并不理想。毕竟，其中任意一位导演单独执导的影片，票房都不可能落得如此惨淡的境地。为何集合在一起，市场效果反而大打折扣？

同一天上映，《七人乐队》迎面撞上暑期档头号玩家《独行月球》，排片比压缩至1.3%。但这并不是该片票房失利的主要原因，不到1%的低迷上座率意味着，影片对普通观众的吸引力不足。

电影文化研究者同时也是香港电影爱好者的独孤岛主第一时间观看了《七人乐队》。观影前，他已经调低预期，影片的整体观感与他从预告片中获得的感受相差无几：四平八稳，中规中矩，其中个别篇章的故事过于简单，缺乏香港地域文化特性，部分导演的私人记忆与大多数内地观众有较远距离，无法形成情感共鸣。

独孤岛主告诉第一财经，定位模糊是该片票房失利的主要原因。它既没有给影迷带来惊喜，也无法满足主流观众的观影需求，成了一部只能在电影资料馆放映的集锦式的怀旧影片，与大多数观众对港片的预期产生较大落差。“作为写给香港的情书，立意是很好的。但放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中，这七部短片卖相还是太平了。《七人乐队》可以被视为《我和我的香港》，但对于内地观众而言，对那个时代感同身受或者感兴趣的人不多。很多观众看香港电影，不会关心是什么风格，哪个导演拍的，可能会更注重枪战、打斗场面效果怎么样。”

比《我和我的祖国》筹划更早

《七人乐队》，从片名上就具有迷惑性，它并不是一部音乐电影，而是七位香港影史上颇具代表性导演，以各自风格之弦弹奏，以电影语言讲述，共同谱写的一段跨越70年的时代乐章。

洪金宝的《练功》源自他的个人经历，讲述天台练功的孩子，如何在严师的监督下苦练拳脚，为此后的闯荡电影业打下基础；许鞍华的《校长》，以她一以贯之的温柔笔触，讲述几位香港小学教育工作者教书育人，润物无声，将善意传递给学子的故事；谭家明的《别夜》，以风格化的色彩与视听语言，讲述一对被迫分离的年轻人，在告别前夜的眷恋与难舍；袁和平的《回归》，则在祖孙两代人的亲情羁绊中，折射出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杜琪峯的《遍地黄金》，在小空间里彰显大时代，茶餐厅里三个小人物的选择、犹疑与下注，折射金融世界里的欲望和人情；林岭东的遗作《迷路》，一改此前硬朗风格，注入导演对故土变迁的叹惋，瞬息万变的城市早已换了几轮景观，无所适从的老人在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迷失方向；徐克的《深度对话》则通过几层叙事反转制造惊奇，以荒诞笔触描绘未来世界，娱乐性十足，既是总结，又是展望。

七位导演，一人负责十年，从上世纪50年代拍到今天，篇章连缀，最后集结形成一部长片的规模。《七人乐队》的形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主旋律系列大片《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实际上，《七人乐队》的缘起早于“我和我的”系列。

早在2015年，出品方寰亚电影便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发布影片消息，影片原名《八部半》，由八位香港知名导演联合执导，以香港为背景，以50年代为起点，八位导演以抽签的形式各自领取一个年代，用胶片拍摄十几分钟的短片，向时代致敬。后来，导演之一吴宇森因身体原因退出，影片更名《七人乐队》，而吴宇森抽中的70年代短片则遗憾留白。

《七人乐队》的牵头人和监制为杜琪峯，他观察到，近年来香港导演有更大的空间到内地拍摄电影和发展事业，却对香港电影的关注降低。在香港电影最美好的年代，导演们透过胶片寻觅理想，尽情挥洒创意和才华，面对胶片时代的终结，杜琪峯邀请几位同为过来人的导演用胶片勾画和致敬美好年代。

导演之一林岭东2018年因病去世，《迷路》成了他的遗作。杜琪峯看到林岭东执导的部分，感觉这位老友变成了许鞍华。“原来他有这样一面，柔到不得了。他的电影世界变了，骨子里有份柔情，40几年来都不知道”。

顶级乐手未能合奏顶级乐章

不过，由于七位导演的创作风格差距较大，叙事、影像、美学上都有各自的取向，这支七人乐队各个都是顶级乐手，却因为使用的乐器，弹奏的方式大相径庭，未能形成完美融合，各个篇章之间主题、风格都有所割裂。此外，由于每个篇章不过十多分钟时长，每部短片都给人以意犹未尽的感受。面对七支风格各异的短片，观众难免对比影片成色。

杜琪峯执导的《遍地黄金》得到了较多观众的好评。一间茶餐厅，三个典型人物，代表香港人激进、冒险或保守、迷茫的不同形态。这一时期，股市沉浮，金融海啸，楼价大跌又暴涨，“遍地黄金”的时代，却不是每个人都能精准踩点，普通人渴望的是暴富神话，收获的却是神话破灭后的泡沫。在接受香港媒体的采访中，杜琪峯提到，这个故事源于他的个人经历，他自称多次错过发达机会，香港人有很多机会致富，但能否把握却全靠个人修为，他以港片《大时代》风格的九字箴言寄语：“别人恐惧，你就要贪婪。”

独孤岛主说，杜琪峯是内地观众最熟悉的香港导演之一，喜欢香港电影的观众多少会对银河映像出品电影有所研究，杜琪峯此次拍摄的短片，讨巧之处在于他拍的年代，刚好遭遇SARS，它给人带来的恐慌和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贴合。此外，相比于上世纪的香港历史，大部分内地观众对2000年后的香港有切身的体验，对最近20年更熟悉。“香港的市民生活多少与内地观众有一定距离，很多人说喜欢香港电影，但并不真正了解香港电影的历史，广义的香港电影包含了许多方面，不只有杜琪峯、王家卫、陈可辛”。

尽管导演风格未能实现统一，也对影片最终的成片效果造成影响，但也让观众了解了，除了热映港产片以外的别样风格，作为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主将，许鞍华、谭家明、徐克在《七人乐队》短片中尽显个人风格和特质，缔造香港电影辉煌的，不只有功夫片、动作片、警匪片，还有视听风格上极其考究、先锋实验的爱情电影，对市井生活细腻描摹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还有天马行空肆意想象的创新创意。

从《七人乐队》内容来看，主创本身并没有特别大的商业企图心，而以真挚情感投入其中，写自己与香港的故事。与“我和我的”系列大片相比，它没有特别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阵容，除了吴镇宇、任达华，其余演员在内地都缺乏足够知名度，制作上也明显不及前者规模浩大，相较于对电影工业水平的展示，它展现的是香港电影的匠人精神，香港电影人“螺狮壳里做道场”的创意才华。

七个导演都在胶片时代崛起，在不同领域各自耕耘，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电影风格，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他们都是重要的见证人与参与者，付出心血，留下了诸多经典作品，也将香港电影推向更高的艺术水准与更广阔的市场。

杜琪峯提到，在香港电影的全盛时期，尽管导演们隶属于不同的电影公司，但彼此之间是朋友，相互之间紧密团结，谁有新作上映，必定会去午夜场支持，“无形中的友情在电影中建立出来，只要热爱电影就会凝聚在一起”。这一次，七位导演同样集体协作，《七人乐队》的创作与诞生，本身就是一次电影圈团结精神的体现，杜琪峯希望，新一代电影人也能承传这份可贵的精神，懂得欣赏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