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自认为定力十足，并不会被女色所引诱，即便在青楼也会坐怀不乱。但很多都是心中有妓，却达不到心中无妓的水平。连同康有为都在老年的时候娶了一个十几岁的小媳妇，被人诟病。既然很多人都做不到心中无妓的地步，那么为什么还要批评别人心中有妓呢？

原来道德最容易出现问题，就是人们拿着道德批评他人，而不是约束自己。当他们挥舞道德的大棒批评别人的时候，是痛快淋漓的，也是毫不留情的，而当他们用道德约束自己的时候却出现很大的宽容度，往往放过了自己的错误和毛病。对待电影创作也是如此，很多评论家喜欢批评那些原生态的电影，认为没有什么现代科技的元素，甚至认为暴露国人的丑陋给一些国际评委看，为的就是在国际上获奖，而不是让国人欣赏。其实，他们已经带了很大的成见，就好像心中有妓的假道学先生娶了好几房小老婆，却批判那些娶不上媳妇的穷汉，说他们好色一样。

其实，能够做到坐怀不乱的没几个人。大多数男人都要娶妻生子，要是个个都坐怀不乱，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就恐怕一片渺茫了。既然男人女人要结合，要传宗接代，就不用遮遮掩掩；既然有妓的存在，男人都有些蠢蠢欲动，就不用遮遮掩掩了。可是，假道学们都要遮遮掩掩，也都要以此批评别人，就有些伪善了。明明知道自己的缺点和毛病，却不能说，而是指责别人。指责别人是痛快的，要是别人指责自己就不行，甚至别人自己暴露缺点和毛病也不行。因为他们心中有妓，不能说出来，不说出来就是好的，维持了表面的道德与和谐，说出来就是大逆不道，甚至离经叛道，要招致口诛笔伐。

电影创作属于艺术创作，可以真实地反映生活，也可以进行虚构叙事。一些电影文学创作者和导演试图深入到生活内部，对生活进行一定的解构。于是就有了很多乡土气息的电影，其中不乏上世纪的贫困和教育问题，也不乏野蛮落后的农村生活以及民国时期甚至民国以前的生活，正好迎合了外国评委们的口味，于是，就有一些影片获奖了。那么，这些影片并非都能在内地公映，甚至有一些已经被禁止公映。很多人想看，看不了，而一些评论家们似乎可以看到。看完之后就要禁不住评论一番，即便说三道四，也要把电影中的一些毛病找出来。

于是，就有了对电影的批评，说是展示国人的丑陋，展示野蛮和落后，只是为了迎合外国人的心态，还要迎合移居外国的国人前殖民虚荣心态等等，甚至一些评论家还要深扒那些评委的国籍，不惜引入后殖民心态来评论。那么，离开作品本身的评论是不是隔靴搔痒？

似乎很多评论家都被文革时期的批判搅乱了头脑，把文艺批评上升到道德批判，甚至上升到爱国层面的批判似乎不着边际，也大大混淆了文艺评论和政治评论的边界，让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而政治评论很明显会带偏了文艺评论的方向，迅速鼓动人们一边倒地开始顺从，开始评论，甚至有人开始谩骂。那么，文艺评论也就变了味道。按照这样的批评模式，对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便可以这样评论：“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一个英国小地主——演员——剧作家作为表述者，表述的是落后野蛮的欧洲大陆某地发生的一件杀妻事件，给英国人、主要是给某些自命不凡的上流社会的英国人看，并以此获得名利。”这样的后殖民批评直截了当，痛快淋漓，即便不会批评的人在几分钟之内也会学会这种以阶级分析为根本的批评方法，这种批评很犀利，恐怕不会被现在的批评界所接受。但是在文革期间，却是可以广泛推广的。于是，就有了各种扣大帽子式的批评，有了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的批评，即便电影创作者拍了一片祥和的景象，也会被批评为影业一般俗人，而缺乏创新，要是电影创作者拍了《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之类的电影，就会被批评为暴露国人的丑陋，迎合外国评委和观众，当然不足为训。

在评论家评论别人好色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心中有妓了。就好像苏轼和佛印的禅语，心中有粪看谁都是粪，心中有佛，看谁都是佛。那些评论好电影低俗的人基本上都是心中有粪的主儿，不是什么纯粹的批评家，也不是从纯粹的理念出发评论的。

于是就有了大批网民跟着评论家摇旗呐喊，甚至要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以至于很多电影制片方不得不要求演员搞路演，搞明星运营那一套，不然电影口碑就被一些水军们一边倒地骂惨了。如此一来，电影市场的评论就都成了心中有妓式的评论了。先入为主，引入阶级斗争那一套，非常顺当，也一学就会，长期如此，艺术评论肯定是死路一条。

让电影评论回归评论本身，让电影创作回到创作本身，让那些心中有妓的假道学去找小老婆，不要互相干涉，也不要乱扣帽子，似乎就能找到艺术解脱之道，也能让电影创作获得一定的自由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