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坪

今年是电影《孔繁森》公映26周年，前段时间给研究生上创作课，讲了这部电影的创作经历，同学们建议我记录下来，能够给青年电影人提供些有益的帮助。

来之不易的立项

记得那是1995年春节刚过，我代表山东进京参加广电部的会议。会上传达了部里的一号文件，宣布省属电影制片厂自即日起获得故事影片独立出品权，瞬间会场一片沸腾，这一刻各厂足足等待了30多年。此前全国仅16个电影厂具有这个资质，省属厂想拍故事片只能买指标。当晚餐厅热闹成一片，有几个厂长高兴得喝断了片。在兴头上的我被叫去接了个电话，让我第二天上午到蓟门饭店，说有要事告知。

第二天，我如约来到蓟门饭店，山东省广电厅滕敬德副厅长已在房间里等候。他给我放了一段录像，是阿里电视台的新闻片，记录的是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的葬礼。滕副厅长给我讲了孔繁森的事迹，孔繁森是山东的援藏干部，为发展阿里的边贸和旅游产业带队去新疆考察，不幸车祸遇难。孔繁森先后两次援藏，是山东援藏干部的楷模，省广电厅决定拍摄有关孔繁森的电视专题报道、电视剧和电影。滕副厅长已经到广电部电影局给影片立了项，并且获得了支持。这天酷漫库叫我来的主要原因，是把拍摄这部电影的任务交给我来完成。

艰难的行程

我接到任务，虽有要拍电影的兴奋，但更多的是感到压力。好电影必须要有个好编剧，这样才能确保影片的质量。我冥思苦想不得要领，在回济南的火车上，随着摇晃的列车忽然蹦出了一个人名：胡建新。他是写作新人，我因为看过他写的电视剧剧本《孙子》，对他印象深刻。我认为能写好电影《孔繁森》的编剧，一定要有大局观和思想高度，这些在胡建新之前的作品里都有体现。我深知这次创作是个艰苦的过程，胡建新当过兵，还是在空降部队，具有军人的坚强意志力，这也是我们选择他的原因之一。

我和胡建新先到了聊城，拜访了孔繁森的母亲和妻子。孔繁森的家是几间有些破旧的平房，屋内陈设简陋。他的母亲体弱多病，已经有些糊涂，尚不知道儿子已经离世。妻子王庆芝是个传统的贤妻良母，善良勤劳不善言辞。孔繁森在西藏的这些年是她撑着这个家，孔繁森离去，她仍然咬牙支撑着。采访的时间不算长，我们不忍心过多触碰她内心的痛苦。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看到王庆芝的为人，就能知道孔繁森的人品。我们有个意外收获，聊城市委宣传部正准备将整理了的孔繁森日记送交上级部门，我们就乘机看了两本。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真实记录着个人的经历和思想波动，甚至是隐私。我们有了了解他真实内心的机会，更对他肃然起敬。

经过简单准备，我们踏上了去西藏的路程。到了拉萨，与有关部门接洽后就开始了采访。在拉萨的八九天里，我们陆续采访了二三十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但都与孔繁森关系比较密切，有些还是好友。他们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讲述了心目中的孔繁森，孔繁森的人物形象渐渐有了清晰的轮廓，也让我猛然想起当年还曾与他擦肩而过。

那是拍电影《世界屋脊的太阳》时，山东台援藏记者黄宝福约了孔繁森一起吃饭，没料到他临时有任务出差，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在被采访人眼里，孔繁森是个靠谱的老大哥，大家遇到难事都会去找他。孔繁森是典型的山东大汉，敦厚善良，心胸宽广，乐于助人。有的山东老乡来拉萨做生意赔了本找到他借路费，他一般都不会拒绝，就是有人借钱不还他也从不后悔，朋友劝他长点记性，他却自我辩解：“这些人应该活得比我更艰难。”

孔繁森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多才多艺，歌唱得很好，舞也跳得好，最拿手的是国标。摄影是他的最爱，走南闯北相机不离手，后来家乡还举办了他个人的摄影展，那一幅幅美丽的西藏风光令人心醉。他懂得尊重人，如果外人要与他合影，他从不推诿，但会要点时间穿戴整齐，他说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

他有个洁癖的小毛病，见不得桌面有丁点灰尘，一天总要擦个十来遍，可是在阿里救灾，他却能睡在牧民堆满羊粪的羊圈里。

他长期援藏不能照顾母亲和妻子儿女，却收养了两个藏族孤儿。孔繁森常说：“我算不上一个好父亲，也算不上好儿子”，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痛。

我们在西藏报纸上看到几篇关于孔繁森的报道，找到那些记者后才知道，因冬季气候恶劣，路途险阻，他们的采访都是在拉萨完成的。这更坚定了我们深入到阿里的决心。

我带着仅有的一万多元现金找到自治区车队，当年就与他们有很好的合作关系。队长也很给面子，车费打了八折，还安排了常跑阿里的司机孟师傅开车。

孟师傅和我在上部电影合作过，甘肃人，技术特好。阿里平均海拔4500米，极度缺氧，面积相当于两个山东。我们走的是阿里中线，过了日喀则全是沙土路，车过之处尘土飞扬。

最困难的一段是1700多公里的荒滩戈壁，就是常说的无人区。在阿里这条路上跑车，司机有个不成文的约定：看见有车抛锚都要停车相助。

我们在路上还真碰到了抛锚的汽车，陷入困境的藏族司机像遇见救星直呼：扎西德勒(藏语吉祥如意的意思)。我们留给他足够的水和食物，孟师傅贡献出仅有的半包烟并答应帮他求援，司机激动得热泪盈眶。

夕阳渐渐西沉，我们的车慢慢驶离，司机向我们挥动双臂拼命高喊：扎西德勒。他的身影逐渐变小，最后消失于茫茫戈壁的暮色之中。

阿里的收获

到了狮泉河，我们“马不停蹄”地开展了工作。拉萨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了山东小老乡侯学海，他在建设银行工作，建行就在招待所对面，很容易找到。小侯先带我们来到陵园，我们代表家乡的父老乡亲拜谒了孔繁森的陵墓，敬献上鲜花。

回到建行拜会了行长王德火，他是孔繁森的好友，是一名来自上海的援藏干部，他顺便帮我们解决了令人头疼的吃饭问题。王行长慷慨地表示：“建行的食堂随时欢迎你们。”自此这里真的成了我们一日三餐的饭堂。

王行长说孔繁森不愧来自礼仪之邦，事事替别人着想。孔繁森为了不驳下属同志的面子，有时会收下一些小礼物，说这些同志一定是遇到了无解的难事，送礼也是鼓足了勇气。如果确定不违反原则，能帮就帮一把。为给他们留面子，礼物也会暂时收下，事后再找机会返还。这体现了孔繁森的人格魅力，令人佩服。

在小侯的协助下，采访工作比较顺利，短短几天就与三十多人交流，大家从各自角度讲述着孔繁森来阿里前后的变化。孔繁森为了改变阿里面貌操碎了心，拼尽了全力。两年不到，他驱车跑了8万多公里，全区106个乡他走了96个，深入调研制定规划，马不停蹄跑拉萨飞北京，要政策找资金，寻求有关部门的支持。他以身作则增强班子的凝聚力，身先士卒真干实干。短时间内，阿里经济总产值就增长了37.5%，老百姓收入增长了6.7%。作为领路人的孔繁森，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和拥戴。

为把经济发展带上一个新台阶，他从阿里具有潜质的边贸和旅游产业寻找突破口，带队到新疆考察取经，却意外遭遇车祸。噩耗传来，悲痛的情绪弥漫了整个阿里，葬礼那天，狮泉河的干部群众都来参加，许多藏族农牧民纷纷从远道赶来，于是就有了电视新闻片里感人的场面。

狮泉河每晚9点准时停电，那晚刚熄灯我们正要休息，忽然有人敲门。我打开门，进来的是阿里行署王副专员，一位山东援藏干部。他解释这段时间太忙没能早点来看我们，我们当然理解。那晚我们交谈到了深夜，他提供了很多好的素材。夜深了，他仍意犹未尽，招待所走廊大门已锁，他只好翻窗离开，消失在了夜色中。

我们沿着孔繁森的足迹一路南行，路途更加崎岖，人烟愈加稀少。我们来到驻守日土县的边防部队，走进营房就听到食堂传出的阵阵歌声。班公湖的边防线是他们的防区，气候恶劣生活艰苦，战士们是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捍卫着祖国的安全。

驻地交通不便，无法正常通邮，报纸信件只能跟着每月的后勤补给送到部队。大家戏称“日报”成了“月报”，新闻变成了旧闻。孔繁森知道后很是痛心，当场拿起电话要求邮电局每周必须派送专邮。这次的采访演绎出影片里那段孔繁森和边防战士的佳话。

令人满意的答卷

回到山东后我得到一个消息，当时全国有7家电影厂争抢孔繁森影片的立项，在电影局的协调下几家退出，仅留北京电影制片厂尚在考虑。我并不是很担心，因为知道我们早已立项。

随后我被叫到北京，电影局艺术处处长史东明传达了领导指示：这部影片题材重大，经研究决定，北影和山东共同竞争，以剧本质量为评判标准。我得知对方的编剧是大牌，我们胜算不大。

回到山东，滕副厅长劝解我说，北影是电影界的主力，我们只能凭实力说话了。我和胡建新决定“背水一战”，根据大量详实的采访素材重新梳理了创作思路，夜以继日地投入创作，基本上算是一稿定乾坤。

电影局给出最终意见：虽经专家评议山东剧本占优，但为确保影片质量，决定由山东和北影联合拍摄。电影局牵头，两个厂的合作过程比较顺利，可以算是范例。

这期间我还请出好友、青年作家张宏森帮助润色剧本(影片中署名：文学策划)，给影片增添了更多的艺术质感。没想到，若干年后他竟成了我们的领导——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主管着全国的电影工作。

经过全体摄制组的艰苦努力，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电影《孔繁森》最终获得了成功，也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这次难忘的创作经历我会永远铭记，我们用自己的作品告慰孔繁森的在天之灵，告慰山东的家乡父老，告慰千千万万的援藏干部，告慰千百万爱戴着孔繁森的藏汉干部群众。

王坪，著名导演，山东电影制片厂原厂长，山东艺术学院电影学院原院长，电影《孔繁森》导演

（本文图片均为电影《孔繁森》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