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撰稿人@吉永绿

又馋又懒，不爱劳动，只爱电影

你听说过“攀冰运动”吗？

攀登者在结冰或积雪的高山上进行攀爬，技巧、经验和耐力缺一不可，无异于另类的“冰上芭蕾”。

削壁千仞、陡峭万分，但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很坚实。

对于马克而言，攀登冰山只不过是一项季节性活动。他的日程排得很满，不断穿梭于全世界的岐山峭壁中。

纪录片《登山家》记录了他的成长经历，他在十岁之前就对攀岩等冒险活动兴趣盎然，成年后又邂逅了志同道合的女友，两人成为了徒手攀登界的神仙侠侣。

马克比较低调，不太适应纪录片剧组的全程跟拍，一度与他们失联，所以《登山家》剧组错过了拍摄他挑战帝王壁的经历。

对此，他解释道：“这一次我想独自攀登，如果有了你们，体验就完全不一样了。”

之后，在马克的邀请下，节目组再度开始跟拍。马克用脚步丈量了艾格峰的高度，而镜头也记录了险峰的无限风光。

在纪录片的末尾处，马克决定去攀登阿拉斯加的山脉，但这一次他不幸罹难。

“我仍不能把他的理想主义和悲剧结局联系在一起”。纪录片导演如是说道，马克的人生如流星般绚烂而璀璨，所幸的是镜头记录下了他的理想、勇气与壮举。

近期除了有热门的《登山家》，5月13日（下周五），表现一群普通人实现攀登珠峰梦想的国产纪录片《珠峰队长》也将正式上映。

所以在这个节点，小万为大家送上一份关于这个极限挑战题材的高分片单，有青春激情也有唏嘘人生，感受更多不一样的人生体验。

《黎明墙》

和《登山者》中的马克一样，《黎明墙》的主角汤米·考德威尔也是一位有故事的攀登者。

他幼年时性格怯懦害羞，被身为运动员的父亲魔鬼训练，早早开发了身体体能。16岁时，他就在当地攀岩比赛中轻轻松松夺魁，并很快以天才少年的头衔红遍全国。

大家都喜欢年少成名、春风得意的故事，但命运却总是偷偷使个绊子。汤米在一次攀岩活动中，被恐怖分子俘虏为人质，命悬一线。

为了求生，他把其中一名恐怖分子推下了悬崖。

他还未曾从创伤中走出来，就遇到了另一次灭顶之灾——使用电锯时不慎将手指锯断。对于任何一个登山者来说，这都意味着职业生涯的毁灭。

但汤米没有听从医嘱，反而加大了训练强度。他把极限攀登视为救赎，只有在极限运动的时候，才能感知到自身的存在，才能拯救自己的挫败情绪。

近乎90°垂直、被誉为“世界上最难攀登绝壁”的黎明墙，被汤米锁定为挑战目标。从半个世纪前开始，不断有人挑战黎明墙，但无人成功。

汤米和好友凯文花费了六年多时间设计路线，并两度攀爬失败。2015年，他们耗时19天终于成功登顶，创造了徒手攀爬的世界纪录。

《黎明墙》和《登山家》的导演都是彼得·莫蒂默，他很擅长拍摄极限登山运动纪录片。

本片中的汤米是另一位登山爱好者亚历克斯·霍诺德的朋友兼指导，以后者为主角的纪录片《徒手攀岩》荣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金国威和亚历克斯·霍诺德

《徒手攀岩》的导演金国威也是一名攀岩爱好者，他自导自演（爬）的纪录片《攀登梅鲁峰》亦是一部不可错过的精品。

《珠峰清道夫》

以攀岩者为主角、聚焦于登山体验的纪录片有不少，从另一个视角出发的纪录片《珠峰清道夫》则显得独树一帜。

顾名思义，《珠峰清道夫》记载了环境保护者清理珠穆朗玛峰的往事。珠峰山脚下的夏尔巴人见证着一代又一代失败或成功的登山者，也目睹了珠峰随之而来的生态环境恶化。

登山者留在山上的除了四千磅塑料垃圾和日常用品，还有12吨排泄物。最令人伤感的环境破坏物乃是罹难者的尸体。

以上种种，皆污染了珠峰的水源，从而让生活在山脚的居民用不上纯净之水。

夏尔巴人自发组成的清道夫小队开始了行动：他们不仅要在恶劣环境下攀越山峰，还要把垃圾和尸体运下山处理掉，可谓是难上加难。

他们的出发点很简单，实施起来却很艰难。不断有清道夫在登山中生病、倒下，然而其他人仍坚持着走完余下的路，不惜花两个多小时凿出冰山中的尸体，再背驮着踽踽下山。

从他们的行动中，我们可以读解出敬意：对珠峰和自然的敬畏和对罹难者遗体的尊敬。

他们不善言辞，总是说得很少，做得很多。但看过纪录片的人一定不会忘记他们引人深思的自白——“大地母亲，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征服，是为了服务。”

《巅峰记忆》

鲜花、掌声、荣耀，是属于登山成功者的嘉奖。

大家感慨于豪迈壮举，却经常忽略了被大山掩埋的罹难者。那些被吞噬的豪言与梦想，消散在了山谷回风中。

为了铭记罹难者，登山者李兰和朋友们一起拍摄了纪录片《巅峰记忆》。海报明晃晃地写道：“每个人必须面对无法逃离的记忆。”李兰逃不出的记忆是七年前北大登山社同学的离去。

2002年，北大山鹰登山社组织了15人的小队，于暑假去挑战西藏的希夏邦马峰。按照队员的体力和经验，共分为A、B、C三组，A组的目标是登顶。

李兰所在的B组很快与A组失去了联系，但他们误以为是无线电故障，并没有多想。次日B组抵达A组根据点时，发现了雪崩痕迹以及其中两人的尸体，另外三人的尸体并未找到。

很多人把北大学生的遇难归结于经验不足，他们确实未请当地向导、未配备更好的通信设备、坚持在天气不稳定之时登山，也没能第一时间联系搜救队。

年轻人往往带着几分天真，相信梦想终会实现、相信厄运不会降临。

作为幸存者，李兰深陷于创伤体验中，来自过去的回忆轻而易举地击溃了她的心理防线。

拍摄《巅峰记忆》，一是为了铭记，铭记长眠于此的同学；二是为了放下，放下执念与心魔。

纪录片不断穿插于2002年和2009年之间，李兰走的是同一条登山之路，她甚至还能清晰记得他们的扎营扎寨点。

她说：“我们十五个一起进山，却有人再也不能走出来了，而山谷始终沉默着。”

当年，目睹同学之死后，李兰痛苦地想，“登山这件事是毫无意义的。”但再次攀越高山之后，她开始逐渐明白，“登山让人接近生命最本质的东西。”

北大山鹰社经2002年之殇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改，更注重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在之后的登山活动中，他们量力而行，倾向于安全系数更高的登山活动。

正如李兰在采访中所言，“从追风动漫无知的向往到知道代价的坚持之间，山高水长。”

登山题材纪录片之热体现的是：人类千百年来，对于高山的憧憬与喜爱。

《山海经》里把崇山峻岭视为神灵之都，古人认为山中住着天神，因此帝王也应该葬于山中，福泽千古后代。

唐诗宋词里更是穷尽想象，以诗人之眼再现旖旎风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直至今日也毫不过时。

电影艺术诞生之初，导演和摄影师们就把镜头对准了千山万壑。

1903年，美国登山家就在攀登途中顺手拍下了勃朗峰风光。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高山电影”流行一时，以气吞山河的景观夺人眼目。

莱妮·里芬施塔尔主演的电影《圣山》

在电影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关于高山的电影或纪录片带来了更纯粹更极致的观影体验，能把观众瞬间拉入悬崖峭壁之上、重峦叠嶂之间。自然的包容、生命的坚韧和人性的多维，兼被收入了方寸屏幕中。

正如作家毕淑敏写的：“真正的高山不可能被征服，它只是在某一个瞬间，宽容地接纳了登山者，让你在他头顶歇息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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