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过我的命运，系在马鞍上

我将策马奔向未来

矗立在马镫上，我依然像个孩子

我的不朽已然足够，因为

我的血液已流过沧海桑田

我愿付出我的生命，换取一个永恒的角落

安全而又温暖，不再任生命的飞针

牵引着穿过世界，像一根丝线

——《镜子》1974

上述这段话出自塔可夫斯基1974年的自传性电影《镜子》，是影片中主人公的一段台词。

塔可夫斯基自传电影《镜子》剧照

在这部具有浓厚自传性质的电影中，代表导演本人的叙述者表达了对永恒的追求的不论生死之志向。

正是因为其分量和总结性，我们将它选定为2019年一本塔可夫斯基之子浓情编选，编辑们精心策划，并在2020年初重磅上市推出的塔可夫斯基图文集《我的不朽已然足够》的书名。

这两天，浦睿的编辑们惊喜地看到刚刚入库的《我的不朽已然足够》豆瓣想读数一路往上，顺利进入新书速递的榜单——这太让人感动了，大家没有望而却步！

无数影迷的冲锋陷阵和最终倒下已经证明：能看懂和欣赏塔可夫斯基，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可只是美到帧的电影画面和生动的自然声音就足以证明影片的价值。

不要老用一句“看不懂”概括老塔，因为对审美最不能做的解读，就是走向神秘。

《我的不朽已然足够》用全面立体的图文资料，帮你拨云见雾，挖掘塔可夫斯基鲜为人知的10件事，展示一位艺术家的诞生。

1. “东方比西方更接近真理，是西方艺术家的灵感来源之一”

他曾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西方文化的质疑：“在这里（西方），金钱是绝对的统治者。

这种风气破坏了创造力，会给整个电影行业的未来造成巨大威胁。”

不仅是对电影产业的担心，塔可夫斯基对整个西方文化展开了更为猛烈的抨击：

“在西方，人们只关心自己。如果你和他们说，人生的意义在于为他人而牺牲，他们恐怕会笑掉大牙，完全不拿你当回事。

他们也不会相信，人生的目的并不只是享乐，还有比个人成功和商业成就更为重要的事。

显然，在西方，人们早就不再相信灵魂的不朽了。”

在塔可夫斯基看来，无论是市场经济唯物主义，还是苏联官方鼓吹的意识形态唯物主义，都是“对精神世界的背叛”。

2. “对理性主义的强调造成了人们对精神世界的忽视”

1984 年7 月18 日，塔可夫斯基在皮卡迪利的圣詹姆士教堂发表了关于《启示录》的演讲。

在这次演讲中，他明确将梵蒂冈博物馆的现代宗教绘画作为当代艺术的反例。

用他的话说，就是“走错了方向”，是西方注重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的后果。

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带走了创造的“魔力”，让人看不到精神世界的重要性。

3. “电影欣赏是审美层面最直接、最单纯的情感”

在塔可夫斯基看来，自己电影中的“神秘感”，或者说“灵性”，是那些“丧失了最简单直接的情感审美能力”的观众无法体会的。

这些人只会质疑，反问：“为什么？目的是？意义是？”

事实上，他的电影只有“天真简单”的观众才能领悟——

因为他们会让自己的思维自由发散，于是可以享受“审美层面最直接、最单纯的情感”。

艺术家向人们展示了自己的世界，强迫人们要么选择相信，要么选择抗拒（或许因为不相关，或许因为不可信）。

在创造艺术形象的过程中，艺术家必须尽可能抑制个人观点，因为这同他所感知到的世界的图像相比无足轻重。

《飞向太空》剧照

4. “区不代表什么，区就是区”

塔可夫斯基不赞成人们对其作品进行象征性的解读。

“人们经常问我：区是什么？又象征着什么？他们还围绕这类问题展开了大胆的猜测。

面对这样的提问，我经常会感到生气和绝望。就像我的电影中出现的其他场景一样，区不代表什么。区就是区。”

相对于容易破解的象征，塔可夫斯基更愿意去追求俄国象征主义大师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作品中的那种超凡脱俗、充满魔力的形象。

他充分认同伊万诺夫对象征的看法：

“一个意境只有在可以拥有无穷无尽的含义时，才能被称作象征。

象征通过自身的神秘（象形的、魔幻的）语言，传达了普通语言不能表达的暗示和线索。它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外在或不同的思想，但在其最深处，它依然是神秘莫测的……”

5. 俄罗斯东正教导演，不如电影本身重要

塔可夫斯基是一位创造者。

他根据纯粹的主观标准去选择影像资料，并让它们成为影片的“神经中枢和心脏”。

他的观众必须无条件地信任他：“这就好比宗教信仰。想要真正相信上帝，哪怕只是感受到那种精神需求，一个人就需要独特的灵魂和精神信仰的潜能。”

在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中，宗教的影子经常出现，因此他经常被称作俄罗斯东正教导演，但这并不是他的艺术追求。

以《潜行者》为例，虽然电影引用了《启示录》的段落，提到了耶稣前往以马忤斯的故事，出现了施洗约翰的形象，且主角之一（无论是追求严肃还是讽刺）还在剧中一度戴起了荆棘冠。

但所有这些宗教元素更多都还是为了电影效果，至少，它们的含义是模糊的。

即便是直接讨论宗教问题，塔可夫斯基也不希望人们为此得出狭隘的宗教观。

他说：“我是否拥有宗教信仰——异教、天主教、新教还是基督教，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电影本身。”

燃烧-《镜子》剧照

6. 他信神，对通灵学、深奥体验论和神秘主义都有浓厚兴趣

还在学生时代，塔可夫斯基就迷上了亚历山大·杜甫仁科的电影《地球》中的泛神论场景。

他相信母亲会从坟墓里向他传话，告诉他自己会永远照看他；

他会参加降神会，向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灵魂追问，自己作为艺术家会拥有何种命运；

他的好朋友中有来自米兰的通灵学教授。

7. 禅宗佛教和道教对塔可夫斯基的影响很大

塔可夫斯基多次谈到道教音乐：

“东方一直都比西方更接近真理……看看东西方音乐的不同。

西方音乐永远都在叫嚣：‘这就是我！看看我！倾听我的痛苦和我的我是样忧伤！又是那样喜悦！我的！我！’然而东方音乐却只字不提自己。

在东方个人已经完全融到了神、自然和时光里，融到了整个世界里，同时又在自身中发现了一切。就像道家音乐……在耶稣诞生600 年前就存在于中国了。”

8. “我其实想将时间直接凝固，不剪辑、不添加特效”

在他看来，长期的纪实观察才是他的拍摄理想：

“电影最理想的形式就是纪实。这不是一种电影拍摄手法，而是重建生命、重塑生命的过程……

我的理想拍摄过程应该是：导演准备了数百万米长的胶片，对一个人生活的每分每秒，比如从出生到死亡，进行系统记录……”

老塔镜头记录下的人生四态

9. 因为“自传性太强”，合作多年的摄影师维迪·尤索夫拒绝参与《镜子》的拍摄

道家思想强调内在自我，而非外在超越，这一点对塔可夫斯基影响很深。

“先在上帝、自然和时间中失去自我，再找回自我”是塔可夫斯基世界观的基础。

几乎他的所有作品，都在表达对自我的寻找——寻找童年时的房子，寻找记忆中的时光。

他太看重这一点了，以至于不可避免地给自己，给他的制作人、朋友、同事甚至是观众都带来了困扰。

塔可夫斯基学生时代的好朋友兼合作伙伴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曾表示，塔可夫斯基关心的并不是“永恒的真理”，而完全是他自己。

然而，观众对《镜子》却反响积极。

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正是导演这种自传式、内敛的拍摄手法，捕捉了一代人的记忆，给观众带来了似曾相识的感觉。

《镜子》剧照和老塔本人照片

10. “所谓的音乐创造毫无用处，重要的是如何使用自然声音”

塔可夫斯基对自然声音有着浓厚的兴趣。

就像后来拍摄《牺牲》一样，在《转向》中，塔可夫斯基也希望加入海鸥的声音。

虽然档案室中有这方面的音频资料，但塔可夫斯基拒绝使用现成的样本。

于是，他带着笨重的磁带录音机，在离里加不远的尤尔马拉待了很久，为了采集“属于自己的”海鸥的叫声。

他要那种能够打动他、和广播剧契合的声音，而不是档案室里保存的过往的声音。显然，这个过程充满艰辛——他为此在海滩上徘徊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