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俊男靓女如云的主持人队伍中，胖胖的张越可算是个另类，但就是她——坐在镜头前最自信、最从容，用妙趣横生的语言表达一种快乐健康的生活态度。

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记者、编导都堪称“腕儿”级人物。能在这个群英云集的地方有一席之地可谓难上加难，但张越这个外表不占优势、专业也不对口的女人却凭着自己的真实、自然、平和而又充满睿智的谈吐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时代需要个性化的主持人

回忆起自己是怎么当上主持人的，张越告诉记者，“除了巧合还是巧合，这完全是一个被选择的结果。”

199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张越上了电视。当时《半边天》有一个小板块叫《梦想成真》，编导得知张越喜欢下厨，就邀请她上节目。胖乎乎的张越被派到苏州，去寻访当地的小吃和苏帮菜，并且下厨拜师学艺。节目播出后，张越以为这事就完了。没想到过了一个星期，《半边天》又邀请她去当嘉宾。

“那时候主持人长得都特别正常，他们要找一个反常的人，他们又不敢，怕观众不答应，领导也不答应，然后再伤了我的自尊心什么的，所以他们不告诉我，就跟我说，请你来再当嘉宾。我还说，这个组挺懒，他们不换嘉宾。结果，第三个星期又打电话说，你再来当嘉宾。第四个星期，还找我当嘉宾，我都糊涂了！”

让张越当嘉宾，是《半边天》制片人谢青的“阴谋”。一个月后，谢青终于揭穿了谜底，正式邀请张越担任节目主持人。就这样，张越稀里糊涂地当上了电视主持人。

那个时候张越还没辞去学校里教师的职务，穿着非常朴实，下了课直接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坐下开始说话。她不知道主持人应该化妆，也不知道应该换衣服。“我穿着一件大T恤衫，每天就是披头散发，鼻青脸肿的就去了，满脑袋都是粉笔灰什么的。”

有一次做完节目，制片人很正式地跟她谈了一次话：“你不是去菜市场买菜，你是中央电视台的出镜主持人，请你穿一件正式的衣服。”当时张越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正式的衣服，她前半辈子都是穿着大毛衣和T恤衫过来的。在张越的概念中，“正式的衣服”就是晚礼服。于是她跟从国外回来的邻居借了一件镂空的黑纱长裙，找了一套好看的红衣服穿在里头，进了演播室。那期节目让制片人张口结舌，最终只对张越说了三个字：“戏过了。”

有趣的是，在张越没有当主持人之前，就经常碰到有人问她：“你怎么没当主持人呢？”问的人多了，张越才意识到：“哦，原来我这样也可以当主持人！”现在回过头来思考这件事，张越觉得是时代选择了自己。她说，“说明那个时候电视早就需要个性化、多元化的主持人了。这个世界必须要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你需要笑，大家都在娱乐，都在大赛，都在真人秀，没有关系，但是总要有人说一些别的话吧，总要听到一点不同的声音吧。”

每个生命个体都是不同的

张越当上主持人不久，凭借着体态独特、言语犀利、气势逼人、动作张扬的形象，很快在全国火起来，被媒体和观众称为“另类主持人”。当时节目的形式是每期邀请一位男性嘉宾进行两性对话，围绕某一个话题进行辩论。由于这样的一种节目定位，使得张越在荧幕前展现出来的形象能言善辩、咄咄逼人，她因此又被称为“每周杀死一个男人的女人”。

曾经默默无闻的张越迅速成为全国人民瞩目的电视主持人，走到哪里都会引起一阵追捧和景仰，这极大地满足了她的虚荣心，也使她有了“飘”的感觉。她不断地接受各种媒体的邀请，参加各种访谈，对各种事件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甚至她还写剧本，参加电视剧或是娱乐节目的演出等。那时候，张越以为，主持人的工作就是“用语言翻出花儿来”。

可是，最初的兴奋劲终究会过去。节目做到第三年，张越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失语的状态：“虽然节目一直在播，但我没有新鲜感了，节目做着做着觉得很空，无精打采没有意思。”张越开始反思“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于是，她觉得自己必须倒回来补上当初为什么要做电视主持人的那一课。

整整两年时间，张越什么也没做，只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到底要干嘛？她一边看看书、和朋友聊聊天，一边不断在想自己对什么有感觉。当她重新开始过上一种与不同的人交往，看不同人生活的日子时，她又有了对别人的事牵肠挂肚、同喜同悲，有了想要去了解他们、看看他们怎么了的欲望。

2001年初，张越在从业5年之后再回来做主持人，“这个时候我想好了，我是来干嘛来了。”这一年，《张越访谈》作为《半边天》节目里的一部分，正式开播。

《张越访谈》做的第一个人物是深圳打工妹胡晓梅，在深圳闯荡的几年里，她走出了工厂，成为当地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胡晓梅那期节目开拍的第一个镜头是深圳火车站。

这样的词，当时张越看了特别受触动，“我当时就想，这些人是谁？中国有那么多的人离开家乡，他们肯定都是怀着梦想去闯的。他们经历了什么，是在什么情况什么心境下写下这些话的？我觉得在中国这样变动的时代里，每一个个体生命都令我充满好奇。”

回来之后，编导剪出片子让张越看。她看完之后说：“不对，不好，我特别感慨的那个东西没有表达出来。”编导又花了几天时间重剪了一版出来，张越看完后说：“还是不好。”编导再改，张越还是说不好。编导急了：“你要干嘛呀，你说说哪不好？说说哪个好的地方我还没有编进来？”。

后来，张越去找编导道歉：“对不起，我弄错了。在录这个节目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一个特别大的心灵震撼，我误以为这个震撼就是这期节目了。”

张越开始慢慢清楚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了：“我想了解人，我想通过这种了解，让人和人相互沟通，给力量，给善意，让我们可以比较正直地、善良地、勇敢地生活。”这就是张越自己想要做的节目。她认为这就是她作为一个电视人可以做到的责任。“我没有能力可以改变世界，但至少可以试着温暖人心。”

喜欢倾听的姿态

和张越交谈就像在和一个邻居聊天，有一种温和的气氛让人觉得特别温暖。看她的节目也是同样的感觉，虽然《半边天》是一档以女性观众为主的栏目，但是张越主持的节目，连许多男性观众也喜欢看，并且被这个胖胖的女主持所折服。从她的身上，能够感受到一种文人式的悲悯情怀。

小的时候，张越的梦想是当作家，从小就喜欢看书。也正因为如此，她常常被大家看作是个古怪、不合群的孩子。

那时，张越家所住的楼里有一对老夫妻，他们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对老夫妇的举止做派跟别人不一样，两人永远穿着灰布、中式的裤褂，老先生戴着小眼镜，拄着拐杖，天冷时戴一个黑色的毛线帽子。在有太阳的时候，他们就搬出两把藤椅到楼下，坐在那儿晒太阳，彼此几乎不交谈，每次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对邻居，对周围的人非常温和，彬彬有礼地打招呼，永远没有听说过他们跟谁有过矛盾’、有过争执、吵过架、抱怨过什么。这个老人叫梁漱溟。过了很多年，张越长大了，才知道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其实，她对梁漱溟的儒家学说也并不了解，但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种态度，这样一种温和的沉默，却深刻地影响了张越。“现在每当我心里很乱的时候，想到这个人温和的沉默，我觉得心里就安静了。”

以前节目中的张越给人的印象是特别能说，现在，她学会了倾听，她特别喜欢这种倾听的姿态。因为她觉得，“每个嘉宾的经历和故事都比你丰富得多，当他们释放出100%的自己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好的主持人。”好好听别人说话，诚实面对别人，成了她现在对自己的要求。

张越已经到了中年，她变得越来越自信。不是刚做电视时的那种盲目的自信，而是明白了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之后的那种自信。她不再试图通过喋喋不休的言说来证明自己，她开始尝试少说多听——完全依靠自己对被采访者尊重和平和的态度，使对方放松倾诉。不论是不善表达的普通老百姓，还是不轻易流露内心情感的成功人士，她都能在潜移默化的气氛下使对方说出对人生的真实感受。即便是冷场，张越也不会没话找话去破坏这种真实的谈话场，这种短暂的沉默反而使观众更能够进入嘉宾的内心。这种真真切切的谈话氛围被张越视为电视节目的生命力。因而人们评价，张越是中央电视台最好的谈话类节目主持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