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杨宾

近日，大型民歌竞唱音乐节目《春天花会开》用一首首新派民歌，为这个季节绽放出盎然向上的“春之声”。《春天花会开》在大胆张扬经典民歌之美的同时，以包容之姿锐意创新，让民歌在春天绽放，见证民族音乐超越时代的蓬勃生命力。

刷新认知断层，绽放民歌跨时代魅力

民歌植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悠久而璀璨的历史文化土壤，是中国人民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本土化音乐艺术形式，凝结着全体劳动人民的智慧。因此，民歌是中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主流文化的代表性艺术形态。在中国文艺的发展历程中，《浏阳河》《在那遥远的地方》《康定情歌》等民歌被一代代人广为传唱，成为了时代经典。

然而，进入互联网时代，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年轻一代已经“不怎么听”民歌，对其的认知也停留在初级层面。在《春天花会开》片头的采访中，有年轻人甚至认为民歌处于“非主流”的存在。这正说明了作为主流文化的民歌与当下主流年轻观众群体之间存在着认知隔阂，阎维文称之为“断层”。

《春天花会开》正式要力图打通这种年轻观众对于民歌的认知隔阂，展现民歌的“双创”之美。可以说，《春天花会开》的推出正是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与使命意识，那就是如何在文化多元的当下，实现民歌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绽放出超越时代和代际的民族音乐之美。

从节目参与人员的选择上，尤其能体现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节目对于人员的选择上。节目组邀请不同年龄、地域的音乐爱好者组成知音团。从50-70年代的收音机听友，到“80后”的磁带听友，再到“95、00后”的网络听友乃至外国友人。《春天花会开》让民歌超越年龄、地域和语言，绽放出跨时代的魅力。

突破表达边界，绽放时尚创新可能

多元共存，既是中国民歌文化的特点，也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方向。《春天花会开》以民歌为主题，以民歌改编竞唱为形式，召集28位（组合）选手参与，并由雷佳、华晨宇、谭维维三位知名音乐人担纲伯乐，用多元的风格和身份突破民歌表达的边界，让更多的观众去倾听民歌、了解民歌，绽放出民歌时尚创新的无限可能。

身份混搭出创意。随着第二期节目的播出，全部28名参演选手都已一一亮相。这些选手的身份各异，与以往观众认知的民族歌手形成巨大的反差，以极强的混搭风格刷新了对民歌的创意想象。

这些选手中，既有龚爽、周义晨、张群航这样技术顶尖的学院派唱将，也有小麦、傲日其愣这样屡获大奖的实力歌手；既有拉丹珠这样纯正质朴的原生态歌者，更有郭曲这种在流行音乐界享有荣耀的行业“牛人”。此外，还有外国歌手凯丽用粤语演绎的《彩云追月》给观众带来惊喜。身份混搭的创意，既为民歌创新开辟了全新的空间，更体现出民歌这一中华文化独特艺术形式的号召力。

民歌新唱有亮点。“年轻化”是《春天花会开》的一大特色，这既体现在参演选手的年轻化上，也体现在民歌改编的年轻化上。

从选曲来看，龚爽的《长江之歌》唱出了原作由涓滴而澎湃的恢弘大气，展现出金钟奖金奖选手的实力；周义晨的《爱永在》唱出了民族唱法的特点，唱出了沂蒙精神的军民鱼水情。在节目中，除了对经典作品的高质量诠释外，民歌的改编与新唱让观众眼前一亮。小麦和傲日其愣以摇滚风格重新诠释了《橄榄树》，戴欣梦露说唱风格的《新货郎》唱出了“直播带货”的俏皮，楚笛结合中西方不同风格改编的《南屏晚钟》展现出别样的韵味。

通过身份的混搭与唱法的融合，《春天花会开》打破了民歌类综艺节目在观众心目中的“刻板印象”，突破了民歌时代性表达的边界，用跨界的玩法绽放出民歌时尚化的新可能。

坚守引领态度，绽放垂类节目开拓勇气

《春天花会开》的创新推出，将民歌从“庙堂”和“课堂”拉回到青年人所喜爱的综艺舞台之上，也为整个综艺创作领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命题：如何让传统的民歌焕发新的生机，如何在保证专业度的同时让“阳春白雪”的民歌为更多的年轻观众所接受。虽然《春天花会开》在形式上略显青涩，极高的视听品质所体现出的专业度与引领性仍然构成了的节目的底色，

形式尚待成熟但专业度不减

《春天花会开》播出两期以来，成为各方面热议的焦点。一方面，对于民歌类节目的综艺化呈现极为少见，观众充满期待；另一方面，针对节目赛制和节目定位不少观众和专业人士也为摸索中前进的《春天花会开》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春天花会开》或许在节目定位、赛制布置、人员选择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这对于一档全新领域的节目在所难免。

从制作上看，《春天花会开》延续了从《我是歌手》《声入人心》到《时光音乐会》的制作品质，节目音乐总监由国内新兴流行音乐大家董健剑，张学友御用乐队总监杜自持担任，而何彪、郭震两位业内大师，分别担任《春天花会开》的音响、舞台总监，管弦乐团则是靳海音团队。所有这些代表着《春天花会开》对节目品质的坚守。

观点存在碰撞但引领性不变

《春天花会开》并非是一款“为创新而创新”的节目，相反节目秉持和张扬的是民歌的专业性技巧和文化性内涵一以贯之的引领价值。

在评价milk乐队对蒙古族民歌《鸿雁》的改编时，三位音乐伯乐在肯定创新精神的同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改编应与民歌的民族情感记忆和文化背景相对应的问题。正如谭维维所说，“民歌是一个民族的情感记忆”，雷佳老师则更加深刻地指出，对于民歌的改编更是要了解民歌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因为这些歌曲都是人民在生活实践中不断创新。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春天花会开》并没有回避争议，而是积极展开对话，邀请伯乐、观众、乐手一起阐释对民歌改编的理解，从而搭建起一个围绕民歌及其文化和专业知识的对话与分享平台。在这一平台上，专业层面、创作层面和接受层面的声音得以汇聚，给予民歌的传承和发展以正向的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