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记录片《最后的棒棒》，让很多人记住了何苦这个名字。《最后的棒棒》在爱奇艺点击率超过二千六百万，把不少人看哭，

豆瓣给出九点七分，高居纪录片得分榜首。

2016年，《最后的棒棒》又在德国获得

第一届金树国际纪录片节最佳短纪录片奖。

《最后的棒棒》是何苦完成的第一部纪录片，不过拍这部纪录片以前，他并不是电视节目制作的小白。

何苦在部队先从事文字报道工作，不久转为电视记者，还在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搞过编辑等工作。

从部队正团级退役后，他把不菲的转业费拿给了父母，没有让当地政府安排工作

，走上了自主择业的道路。

他在重庆卫视当了将近三年的栏目制片人，拍《最后的棒棒》前一年，他还在雅安做地震的电视新闻报道。

2014年，何苦走上了拍摄纪录片的道路。决定拍摄纪录片，

他就把名字从何长林改为何苦，也许他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何苦要做的事。

在重庆何苦接触到了“棒棒”。他了解到，被戏称为“棒棒”的重庆挑夫，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四十万人，下降到不到一万人，

“棒棒”大军正在走向全军覆没。

时代的进步总会让一些行业消失，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政府投入的加大，在爬坡上坎的重庆搬运货物，越来越依靠机械化，不再需要大量的“棒棒”。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棒棒”工作的劳累、低收入，也让年轻人不再进入这个行业。

等那不到一万、已经老龄化的“棒棒”淡出后，“棒棒”会像黄包车夫一样，成为历史的记忆。

何苦想记录下时代离去的背影，这也是在从另一个角度记录新时代。

在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中，何苦从将要拆迁的城中村住处走入解放碑，旁白说：

“如同一步跨过了重庆的七十年”。

这种景象不久之后就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

真实记录下时代的变化，会让人对生命的意义和社会的进步，有更多的感悟，会给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指向。

为了追求真实，

何苦自己也当起了“棒棒”。

他揣着一千三百元钱，做一个月的生活费，拜“棒棒”老黄为师，住进的“棒棒”等底层劳动者聚居的城中村

“自力巷”。

他租下三百元一个月的房间，房东说是条件最好的房子。而他走进城中村、走进他的租住房，都感觉

“仿佛踩进了美丽渝中区一个正在流脓的伤疤。”

为了真实记录，他没有嫌弃和那些“棒棒”住在一起。白天他和老黄一起找活干。

第一个月，他当“棒棒”的收入都归老黄，算交拜师费，从第二个月才拿自己做“棒棒”的收入。

何苦也是来自农村，以前他从没有吃过“棒棒”的苦，不过和农村来的真正“棒棒”相处，他并没有什么障碍。

有一次，一个老板叫老黄来搬器材，何苦跟着老黄到了地方时才发现，

那老板不是别人，正是何苦在军队中的下属。

两人一见面时都有些愣住了，老板在车上看了一会儿，才惊讶地喊道：

“老大，咋子是你嗦，你怎么在这儿嘞？”

何苦有些尴尬地向对方表示，自己正在当棒棒。曾经的战友得知情况后，全程没有让何苦帮一下忙。

何苦有些过意不去，想要搭把手，结果被战友拒绝：

“不得行，你是我老大的嘛。”

那天，战友大方地给了老黄450元的工资，何苦则被强行留下吃了一顿饭。

“棒棒”的生活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曾经何苦差点就找不到人帮他拍摄了。

何苦自编、自导，还要自演，成为纪录片的角色，拍摄只能找其他的人。

他找来一个婚庆公司的摄影师，这个摄影师踏进“自力巷”没多长时间，就感到无法忍受。

这个摄影师扛着摄像机转圈装着找角度，

故意撞上树子

，宁愿自伤自残，也不愿留下来继续拍摄。

何苦口吐莲花劝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把这个摄影师留了下来。拍这种纪录片他没有耍大牌的底气，

没有钱留人，也没有名头留人，那留人只能放低身段，靠求、靠磨。

《最后棒棒》摄制持续了一年，“棒棒”冬天的状态、夏天在重庆四十度以上高温下的状态，都应该记录下来，一轮四季更替，是记录时长的下限。

《最后的棒棒》何苦也是角色，他这个假“棒棒”，可能影响到记录的真实性。不过从观众的反应来看，纪录片还是做到了真实动人，

何苦的角色，还给纪录片增加了一个体验的亮点。

当然，摄影机面前，有些雇主会掩盖自己，

“棒棒”受过的一些委屈，无法记录下来

。这也没有办法，要是偷拍又会侵权，这类纪录片的真实性，很难再深入下去。

除非把“棒棒”独自遭遇的一些事，用摆拍还原出来。

《最后的棒棒》一播出，就在网上大火起来，这样的成绩何苦并没有赚到钱。

他两万六千元把片子卖给爱奇艺，还要去除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另外中间渠道也要拿走百分之三十。

算下来，这部片子回本都成问题。不过何苦不会抱怨，要挣钱他有电视台的功底可以帮商家拍宣传片，一年的时间收入比《最后的棒棒》多十倍也不是难事。

既然自己选择拍纪录片，何苦就做好了准备，接受亏钱的结果。

观众的赞誉，是给何苦带来的最大收获。这部纪录片火了，就有人主动找到他，要拍这部纪录片的电影版。

电影版不仅浓缩编辑剧集版《最后的棒棒》，

还跟踪拍摄剧集版之后，已经离开的“棒棒”。

剧集版中有的人物，已经有不小的关注度，很多网友在询问剧集版“棒棒”现况，有剧集版打底，电影版成功很有希望。

这年是我国纪录片的新纪元，国家推出

“记录新时代纪录片创作传播工程”

，出台政策要求上星电视台综合频道，在晚七点到十点的时间段，每年播出国产纪录片不得少于七小时。

网络视频平台也看到这个机会，加大了纪录片内容的比例。

在国家纪录片工程推出两个月后，电影版《最后的棒棒》借势起舞，八月中旬开始在各大院线公映。出人意料，电影版“最后的棒棒”惨遭冷遇，

三天时间，只录得不到六十万的票房。

评论的反转接踵而来，豆瓣评分降到六点七，剧集版好于百分之九十九的纪录片的鉴定，变成了电影版好于百分之一的纪录片。

何苦也尽力了。他拍完剧集版后，在“自力巷”拆迁工程中

当了十三个月的包工头，挣了五万元钱，要说钱比拍《最后的棒棒》”划算得多。

他这五万元钱，也投入到电影版《最后的棒棒》中，开了家公司，做《最后的棒棒》”的剪辑。

电影版遇冷，何苦认为是影片时长限制，妨碍了纪录片铺垫。从观众的影评来看，

槽点集中在纪录片的真实性上。

除了对剧集版“棒棒”角色的后续跟踪，电影版“棒棒”基本就是对剧集版的剪辑，

为什么真实动人的感受，就变成了失真、摆拍呢？

剧集版的催泪效果，也许强化了何苦的煽情意识。电影版中的旁白，不少观众感觉做作，这种感觉大大降低了观众的真实感。

纪录片还是该多让镜头自己说话才是王道，导演感情再丰富，也要善于克制。

《最后的棒棒》现场收音，角色的声音本来就不太清晰，加上又是方言，观众更不好听懂。

剧集节奏舒缓些，从电视、网络上也看，字幕对声音缺陷的弥补较强，何苦担心电影把声音的缺陷放大，就给影片做了配音。

受资金限制，他找的配音都不专业，对不上口型，扭曲了记录片的真实性，摆拍的感觉越发明显。

还有电影和电视、网络剧集，甚至都不算一个物种，何苦对于电影完全是小白。很多观众感觉电影的剪辑，让人看着难受，节奏快而杂乱，不少地方切换显得突兀。

煽情煽出失真感，是何苦用力过猛，砸在剪辑和配音上，还是怪没有钱。

除非自己很有钱，私人拍纪录片很难得到大资本的支持，小资本主动找何苦投资，预算也会很少。

毕竟大片票房动辄几十亿，《最后的棒棒》公映前一年，才好不容易出了部票房过亿的纪录片，纪录片这种小电影，在市场环境中也如同“棒棒”一样卑微，以利润为导向的大资本，很难关注到纪录片。

何苦觉得面对市场，该做的自己已经做了，对市场已有的反应他无能为力。

“把情怀留给市场，把脸留给自己。”

没人看院线下了他的片子，他觉得理所当然。

不过何苦没有对自己的影片失望，他开车去农村免费放映电影版《最后的棒棒》，他相信，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在农村。

有一次，一场电影只有三个观众，留守的爷爷和两个孙子。

《最后的棒棒》火也好惨也好，何苦很快放下，拍部新纪录片的想法已经在召唤他。

拍了“时代的背影”，接下来他要拍“迎面走来的时代”。

《最后的棒棒》公映过后，何苦在公众视线中消失了三年。

这三年，他在拍一部和“棒棒”们逆行的记录片，拍一个从城市到农村的生态圈。

随着农村城镇化、乡村振兴计划的推出，城里人开始向农村流动。近些年城里人到农村创业、求职形成一种现象。

国家也有政策，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创业，到农村工作。

《最后的棒棒》在爱奇艺首发的2015年，耶鲁海归村官秦玥飞，联络创建的黑土麦田公益组织，在海外人才创业大会上，夺得全球总冠军。

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北大、清华、耶鲁、哈佛等国内外名校的毕业生，

他们为全国各地农村的创客筹措资金，提供咨询，也组织大学毕业生直接去农村创业。

麦土黑田是个样板，代表着农村，成了大学生、城里人创业和就业的一个新选择。

老年人，没有文化、技能，从农村到城里，从事最底层的体力劳动；青春、高学历，从城市到农村自主创业。截然相反的景象，常会在时代交替前进的脚步中出现。

何苦接下来要拍

“北大女孩山区养蜂”

，他希望“迎面走来的时代”，能在这部记录片中，

给人留下一个过目不忘的面部特征。

电影版《最后的棒棒》失败后，有人说何苦电影版商业痕迹明显，而对电影市场的商业把握能力又很弱。

“北大女孩山区养蜂”这部纪录片，

何苦一开始就要拍成电影，这次他已经不再是电影小白。

《最后的棒棒》剧集版能火，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题材的知名度。几十万“棒棒”在重庆活跃多年，

是一个时代的重庆名片

，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电视剧《山城棒棒军》，又让“棒棒”在全国人气高涨。《最后的棒棒》片名就把人带入怀旧的情绪，忍不住想去看看。

大学生到农村工作、创业，还处在新现象阶段，关注度不够高。这对何苦来说，拍这种题材有遇冷的风险，也有新意带来的机会。为了增加纪录片的热度，何苦给题材增加了关注点。

“北大女孩山里养蜂，有噱头，有看点，也有着典型的时代印记。”

何苦在一次采访中，直言不讳对记者表明，拍北大女孩潘艺文在重庆武陵山区养蜂，包含找噱头的想法。

纪录片没有剧本，情节不受何苦控制，总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

“这就是纪录片，你无法把控结局。”

何苦对此深有体会，他拍的纪录片，都是记录生活进行时，

不会有历史纪录片的尘埃落定。

拍摄的计划，往往赶不上事件的变化，这部片子的拍摄周期一变再变，何苦对记录的现象，也不断有新的理解。

拍北大女孩养蜂，悬念迭出就已经让何苦原定的一年拍摄期不够用。

在拍摄中他又接触到在农村谋生、求发展的各种城里人，更让他的纪录片欲罢不能。

在拍“北大女孩山区养蜂”的《牧蜂姑娘》的同时，他把镜头延伸到《追山人》，要记录下城里人在农村的生态圈。

《最后的棒棒》有的妻子出走，

为养女儿到城里当“棒棒”；有的和原生家庭不和，到城里当棒棒；有的为报夺妻之恨，挣钱请杀手到城里当棒棒。

无论什么动机，到了城里都是“棒棒”。

《追山人》到农村也动机不一，有的来创业，有的来找工作，有的来躲债。这个群体干着不同的事，在城里的背景各不相同，年龄跨度大，要记录的内容远比《最后的棒棒》复杂。

何苦没有采取“全景”记录，

他要深入到角色的日常细节中，去细致地展现人物、展现时代。

要做这样的记录，拍摄的时间，耗费的精力，烧掉的金钱，都远远超出了预算。

一拍就是三年，《牧蜂姑娘》定于2021年12月28日公映，《追山人》2022年1月在网上推出。这两个片子发布后，题材的记录仍然要继续。

不知何时能终止的纪录片，需要资金来支持。纪录片很难找到投资人，何苦说：

“纪录片不好融资，市场不好，投资人也不知你要拍个啥。”

他拿出自己的积蓄，找朋友筹集了少量投资，才得以开拍《牧蜂姑娘》。

拍摄周期大幅延长，何苦的剧组时常受到资金的困扰，一次对纪录片角色的帮助，让何苦彻底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

2020年春节，全国都在躲疫情，何苦却在躲债。

纪录片有个叫龙七的角色，抵押了自己和担保人的房产向银行贷款，贷款还不上，他和担保人的房产即将被银行查封。

这本来和何苦没有关系，如果龙七因债务退出拍摄，何苦真实记录下情节的发展就行。

只是拍人的记录片，不同于拍自然纪录片，何苦和拍摄对象相处日久，很难做到完全不干涉。就像他和《最后的棒棒》老黄，

倾注感情的交往一直维持到老黄去世。

何苦做不到见死不救，当他听龙七说，龙七的一个山庄即将拆迁，不久会有钱还债的时候，就找朋友借了一些钱，

连同拍片的资金，一起借给龙七应急。

可是山庄的拆迁没有如期进行，龙七没钱还他，他没钱还朋友。记录片中龙七到处躲债，现在轮到用镜头“吃瓜”的何苦到处躲债了。何苦不但在记录真实，还在创造真实。

已经到腊月二十九何苦还不能回家，他答应朋友债不过年，拿不到钱还债，

他只能躲在山里。这回他不是当棒棒的角色体验，而是成了完全真实逃债人。

年三十晚上，何苦和制片人开车去找龙七要债，两人在车上冷得发抖也不开空调。开空调烧了汽油没钱加，那回都回不去了。

龙七倒没有玩失踪，应约出现在他们面前。

不过龙七没有带钱来，还把两人当做年夜饭的干粮吃了个精光。

拍片到了最艰难的时候，这年年底《最后的棒棒》老黄在家摔伤，何苦和剧组几个人去他家乡看他，只能全部挤在一个低档宾馆几十元的房间的里。

老黄在《最后的棒棒》中，就出现过手臂突然发麻，摔倒在楼梯上的情况，查出脑梗阻回家养了段时间病，才重新回来继续干“棒棒”，后来实在干不动了，回到老家和女儿、女婿生活在一起。

片子因资金问题无法拍下去的时候，

何苦只好先去给企业拍了几部宣传片，把挣到的几十万投进剧组继续维持。

几十万对拍片来说根本经不住烧，资金短缺依然如影随形。剧组的人也要生活，不能把情怀当饭吃。

制片人在企业找了份工作要离开，他和何苦都是转业军人，又合作多年，不是逼不得已，也不会做这样的选择。

有何苦的粉丝知道这个情况后，想要给剧组投资，

制片人没有因此留下，而是向何苦表示走得更放心。

何苦没有要粉丝的投资，投资都希望有回报，制片人都走了，他完全不确定继续拍下去有没有回报。他宁愿借钱自己承担风险，也不愿意粉丝入坑。

除了资金的困境，与拍摄对象的意见分歧，也差点让《牧蜂姑娘》这部纪录片夭折。

有次何苦和潘艺文的争执，

发展到了何苦收拾器材上车，要带着剧组离开的地步。幸好两人及时冷静下来，紧急沟通把片子救了回来。

在《最后的棒棒》公映后，何苦开始拍“迎面走来的时代”的第三个年头，《最后的棒棒》老黄去世了。

何苦和老黄相互间把对方当成了亲人，何苦还认为老黄是他的人生导师，让他学会了坚韧。

何苦知道老黄病重，老黄去世的那天早上，老黄的女儿打给何苦三次电话，何苦都不敢接，怕听到老黄的噩耗。

搞了好一阵心理建设，何苦才回拨给老黄的女儿。听到老黄的女儿说老黄想见他，他还以为老黄病情好转松了一口气。

不想视频通话一开，老黄看着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结束视频没过一会儿，老黄女儿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电话里没有语言，只有老黄女儿的哭声，和送丧的鞭炮声。

何苦放下新片的工作，就赶去老黄家家乡，要送老黄最后一程。和老黄结缘，是何苦走上纪录片之路的开端，他在这年能完成新片，可惜老黄已经不能看到他的新片。

对一些拍摄对象倾注感情，是何苦性情使然。

他总在提醒自己，拍片时要保持冷静、客观，他要把这种观念，更多地实现在他的新片中。

定下《牧蜂姑娘》的公映日期之后，何苦对票房并没有抱多大奢望，历经曲折完成了新作，他就感到无憾了。

和电影版《最后的棒棒》一样，他还是觉得电影的时长，限制了纪录片故事的展开，损失了不少精彩。

他更看好剧集版的《追山人》，六十集片子，每集十分种，能够把情节、人物表现得更完美。相对于电影，剧集也是何苦的强项。还在蓬勃发展的《追山人》群体，何苦也会拍出更多的续集。

何苦在拍别人的故事，他拍摄别人故事的经历，也是具有时代性的故事。他的故事，在交替的时代中展开，让人怀念，也让人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