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熟悉莎翁戏剧改编作品的影迷们，接触肯尼思·布拉纳的时间不会太长。2010以后由他参与主创的《雷神1、2》、《灰姑娘》、《东方快车谋杀案》和《信条》一系列商业片使他更频繁地走进国际影坛和中国观众的视野内。

特别由他导演、主演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此刻正在中国院线公映。

作为一位表演、导演和编剧全能，舞台与银幕俱佳的优秀创作者，肯尼思·布拉纳由戏渐入影，莎翁作品在他的演艺生涯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15岁第一次观看莎剧演出大受震撼；22岁英国皇家戏剧学院毕业后投身舞台剧和戏剧事业，创立了剧院；24岁首次尝试大银幕自导自演《亨利五世》一举夺得第43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导演讲，并凭此首次提名奥斯卡最佳导演及最佳影片。

从业40余年以来，肯尼思·布拉纳出演、执导莎剧无数，迄今20余次执导电影五度将莎剧搬上银幕，其中就包括了1989年《亨利五世》、1996年《哈姆雷特》等经典之作，他从不掩饰自己对于莎士比亚本人及其作品的崇敬之情，曾坦言“若可跨时空不受限制地与一位艺术家合作，那必定还是莎翁本人”。

从过往的大量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莎士比亚及其文学世界的丰沛财富不间断地滋养着肯尼思的艺术生命，近些年两次改编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尝试也补充体现着他这种经典现代化、当代化的创作旨归。

但伴随而来的就是——从根本上，无论是漫威商业片试水还是坚持经典改编，这几种方向上的创作或过于依赖经典文本本身，或极受限于商业IP的特定藩篱，而均无法更大程度上体现编导者的个人生命和情感印记。

如果你批评他的这类作品匠气、平庸、自恋，我不否认。

但在2021年，60岁的肯尼思终于拿出了与此前全然不同的半自传体作品《贝尔法斯特》，填补了这一缺憾，以私人化面目出现的《贝尔法斯特》（肯尼思自称“personal film”）使我们得以一窥究竟是什么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决定了其艺术创作的底色：关于生身之地、关于童年。

我们为何迷恋故乡

贾樟柯导演在《朗读者》节目的访谈中曾这样说：“今天也许我在这里接受访谈，明天又或许我和哪一国的元首见面，但故乡永远提醒我，你就是山西汾阳辘辘把街5号的那个小贾。”

故乡是游子无论何时都要装进行囊随身携带的底味，而汾阳之于贾樟柯正如贝尔法斯特之于肯尼思。

肯尼思9岁时和哥哥随父母迁居英格兰，《贝尔法斯特》选取了肯尼思童年搬家前一到两年内的时间背景，即1969年前后。

此时正值北爱问题激化期，40年代末期独立后爱尔兰始终没有放弃对北爱尔兰地区的争夺，60年代末到70年代以爱尔兰共和军为代表的主张收复北爱尔兰一派在北爱地区频繁掀起动乱、爆炸等极端恶性事件，因而爱尔兰共和军一度被国际视作恐怖组织。

其中除了直接制造破坏和争斗，爱尔兰共和军还常采取挑起宗教对立、冲突的方式制造恐慌，具体体现在恶意挑动北爱尔兰地区尊奉爱尔兰传统宗教天主教的天主教徒与受英格兰影响信奉新教的新教徒之间的矛盾和敌对情绪，甚至对那些原本温和的新教徒进行胁迫等。

在《贝尔法斯特》中可以了解到，巴迪（即肯尼思本人）一家均为新教徒，片中关于巴迪一家与街区邻里之间的描绘展示出了他们对于宗教信仰的宽容、相互尊重，“在我们的街道上没有我们这边和他们那边”这也正是巴迪所拥有的充满快乐的童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些段落当中，影片的运镜调度极富诗意，全片并未出现多少远景、大全景镜头，而是对中近景镜头进行精雕细琢，在大量的对称构图、横向运镜与景深镜头中，呈现出小巴迪一家三代的几位主要人物和街区邻里的温馨图景。

虽然巴迪在贝尔法斯特的童年生活并不“安稳”，在北爱尔兰复杂的大环境下时常面临一些外部威胁，日子过得也不算富裕，但是最幸运的是他从未缺少过爱的包裹。

母亲的无微不至、祖母的格外怜爱、祖父的智慧和父亲给予的支持、保护，邻里间玩伴、班上的女孩这些都为巴迪的童年平添几多珍贵的色彩，影片在开头以外全部采用了黑白画面，但这种昭示年代与记忆的特定设置不但没有让那段时光失色，反而更爱衬托起故乡故事的迷人与难忘。

重要的，在由人组成的社会里，个体间的情感关系作为故乡之所以为故乡的根本维系，锻造了个体的情感、意志与品格，是童年与故乡一件又一件的小事塑造巴迪的诚实、善良、宽容也让他爱上银幕与光影，进而成就了今天的肯尼思。

“曾经年少爱做梦，一心只想往前飞。”每每游子远离故土，才知道故乡的珍贵，当故乡故人不在人事无存，从此故乡就成了再也回不去的无依地，而永远在路上。

在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影响深远的2020年代，肯尼思也被迫减少工作在家中重新反思我们、人、个体，与故乡、他人之间的关系，《贝尔法斯特》中的贝尔法斯特以个体的故乡面貌出现，却借由世界的一隅折射了最最普遍人类生命情感历程，需要故乡和人来提醒自己：我们在这世上并不孤单。

日常叙事何以动人

罗伯特·麦基在《故事》的开篇这样写道：“人类对故事的胃口是不可餍足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生的必需品，在艺术史的角度上以戏剧、小说、电影等等形式古往今来更替繁荣，而在现代社会却无形中内化进了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

简单来讲，宏大叙事常催生史诗，因此历史书写也在20世纪以来面临被视作一种独特的故事书写，而相对地，私人叙事常产生联系起记忆与传奇，《阳关灿烂的日子》、《罗马》等名作均具有这种以特定历史时期为背景进行私人书写的特征。

在剧情片创作中，完全忠实的自传体书写一般标识着私人书写程度的顶点，但是在《贝尔法斯特》中，肯尼思提出的是“半自传体”。

他以阿莫多瓦的《痛苦与荣耀》举例阐释了这种书写：虚构自传（auto fiction），在作品中明显涉及了一些创作者自身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件，但在保持这种由剧作、表演和布景等等构建起来的“真实可信”基础上，创作者仍进行了极有成效、富有活力和韵律的艺术加工处理，以确保进行个体叙事的影像所必需的日常真实感。

除了在剧作上导演真实经历为影片意图加上了保险，在《贝尔法斯特》几位主要家庭人物的表演上，肯尼思首先强调增强几位主演演员之间的联系，进而助力影片当中巴迪一家人物关系、家庭氛围的营造。

2021年初，华语电影《你好，李焕英》大爆，该片凭借剧作上巧用“穿越·梦境”搭建起现实神话，喜剧包裹悲剧伦理内核纾解情感创伤，但说到底，它能够引发现象级全民讨论，破圈赚得万千观众眼泪，所依靠正是是深植于个体近于“流俗”日常的真实情感。

《贝尔法斯特》在做的在某个意义上讲也是同一件事，其结构朴实无华、不事繁复，看似平铺直叙，却在普世情感上用功，最终摘得了金球奖最佳编剧。

其叙事丝丝入扣、令人动容，那些温暖而亲切的场景仿佛可以发生、上演在全世界的任何角落、任何一个家庭当中，肯尼思真实地将导演的个体生命与情感与电影的接受者——每一个银幕前的观众相联系，使得看似小众的“小历史”、“小情感”、“小生命”却拥有了引发最大范围艺术共鸣的能量。

《贝尔法斯特》以童年之名、以故乡之名，反映了近年来肯尼思在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关系思考上的新突破，正如影片结尾所写的“给所有留下的故人，给所有离开的游子以及所有那些迷失的人”。

这是一首追忆之歌、致敬之歌，你我都曾经年少，你我都终有一天要离开，我们都将归于平凡，然而，岁月永远崇高。